特別策劃
作者：劉悅斌
辛亥革命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場偉大革命。它之所以在100年前發生，既有深刻的曆史必然性，也有耐人尋味的偶然性。
19世紀，西方主要國家已經進入資本主義時代，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是那個時代的世界大勢，是那個時代的曆史發展潮流，中國也被這一大勢和潮流所裹挾，部分被動、部分主動地蹣跚前行著。這就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曆程。辛亥革命就是這一曆程中的重大事件。
從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的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實踐的開端，它以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經濟技術為途徑，目的是“自強”禦侮。但是，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政治上的破產。在洋務運動期間，就有有識之士認識到了西方的富強不光是靠堅船利炮，背後還有各項製度和政策，特別是民主政治製度。他們批評洋務運動隻學習引進西方先進的輪船、電報、鐵路、電線等是“遺其大體而襲其皮毛”（陳熾：《庸書·自序》），身兼實業家和思想家的鄭觀應深刻指出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係：“政治關係實業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鄭觀應：《盛世危言》）有人明確向清政府提出在中國仿效西方的議會製度，但是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回應。
甲午戰爭後國人反思時，把中國失敗、日本勝利的原因歸結為政治製度：日本實行了君主立憲製度，而中國沒有實行政治製度改革，因此，要求製度改革的聲音噴薄而出。一種是主張以日本為榜樣，也實行君主立憲製度，這是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的主張；同時還出現了另外一種主張，就是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主張。在19世紀末，主張漸進的維新之路得到了比較廣泛的支持，維新派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這時候，革命還被看做大逆不道，孫中山1895年發動廣州起義失敗後，舉國輿論均視革命黨人為“亂臣賊子”，“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孫中山：《建國方略》）。但是，維新變法運動隻是曇花一現，很快被慈禧太後血腥鎮壓，“中國又成一舊世界”（李鴻章語），盲目排外的守舊勢力彈冠相慶，一時間甚囂塵上。義和團運動興起以後，守舊勢力為了逞一時之快，利用義和團大肆盲目排外，向各國宣戰，導致了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北京淪陷、慈禧西逃，清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麵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慈禧還算明白，知道是她過去兩年的所作所為有以致之，為挽救統治危機，急忙宣布實行“新政”，比較紮實地在官製、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麵進行了一係列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並沒有涉及根本的政治製度變革，因此對收拾人心、挽救危機的作用並不大。
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人們對清政府越來越失望，政治變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昂，成為20世紀初中國改革輿論的最強音。一方麵，由維新派轉化而來的立憲派並不滿足於清政府在一般製度上的改革，他們要求進行根本的政治製度改革，即切實實行君主立憲，特別是日俄戰爭之後，立憲派把小日本戰勝大俄國看做立憲戰勝了專製，立憲呼聲迅速高漲；另一方麵，革命力量迅速壯大，反清革命團體紛紛建立，並不斷發動反清武裝起義。這時，不但聽不到人們“惡聲相加”，“有識之士”還為之“扼腕歎息，恨其事之不成”（孫中山：《建國方略》）。1905年8月，這些反清革命團體聯合起來在日本東京建立了同盟會。不論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都是民主製度。不同的是，前者保留皇帝的名義，後者則從根本上取消了帝製。
可見，無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派，都認為隻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挽救民族於危亡，才能實現國家的富強。實行民主政治，既是世界曆史發展的大勢，也是中華民族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需要，是當時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要求，這就是孫中山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但是，這個必然性指向的是政治製度的現代化，不一定非要導致清政府倒台和清王朝覆滅。因此，最後是保留皇帝的君主立憲，還是推翻帝製的民主共和，在很大程度上則取決於清政府的作為。
應該說，慈禧並不算太糊塗，她比較痛快地接受了立憲派的主張，倒不是她有立憲派的覺悟，而是為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即五大臣考察政治回來向她陳說的立憲有“皇位永固”、“內亂可弭”、“外患漸輕”三條好處。慈禧接受立憲派的主張，體現出她有一定的政治智慧，能夠與時俱進，盡管是被動的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