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小黃
小黃爸爸是總工程師，媽媽是總會計師，運動初期也受了點衝擊。可他外公是上海一家大廠的老板，他的舅舅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台灣。Wen革初期，造反派和紅衛兵到處亂抄家，外公家被抄是免不了的。有一天，我在他家裏看到了好幾個大樟木箱，也不知道裏麵是什麼寶貝。
幾天後，它們被送到了他爸爸青浦的朋友那裏。造反派上門盤查時撲了個空，他們惱羞成怒，就把小黃媽收藏的世界名著統統撕毀，把他爸爸幾張心愛的唱片全部砸爛。幸虧小黃機靈，順手將一張夾在了廢報紙裏，那張有“星星嗦”的唱片才幸免於難，被保存了下來。
那時候，讀書沒什麼用，上麵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有時他們也提“又紅又專”，但他們要的是“紅”，你一專，就會被說成是走“白專”道路。後來又出了個考試交“白卷”的。在這種形勢下，他也就隨起了大流。
他書讀得不好，但對機械是越來越著迷，這是他的一大愛好。他不但會開“兩用車”(比摩托車簡單一點，那時候，兩用車的擁有率遠遠要低於現在寶馬和奔馳)，而且還能修。放暑假去他爸廠裏玩，最感興趣的就是機器，車刨銑鉗，擺弄起來十分順手和專業。廠裏的老師傅都喜歡他，說他將來肯定是個八級技工。就是這一愛好，改變了他在農場和自己的命運。
不久，他阿哥分進了上海工廠，再過幾年，就該輪到他姐姐去農村了。按這樣推算，他就可以留上海。可事不湊巧，他姐姐臨分配時突然生了一場大病，需要休養一年，農村沒去成。小黃爸找朋友，走後門，通路子，開證明，費盡周折，終於將她分在了街道工廠。這樣一來，他就是硬檔農村了，真是命運捉弄人。
我們分配時，政策有了改變，已不強求中學畢業生去農村插隊，但市屬農場還是要去的。小黃爸隻好再托人，想辦法，給他聯係到了奉賢的一個農場。他分在大田班，就是種地的。
去農場前，德明要請一頓，為他餞行。錢怎麼能叫德明一人出呢，我們都工作了(我分在一所技校讀書，有生活津貼，每月十三塊錢)，於是我們三人湊了三十塊。太平橋的大新春飯店我們是不去的，嫌它檔次不夠，當然，高級飯店也沒必要。經打聽，我們找到了淮海路上的成都飯店，這是一家中檔飯店。聽人介紹，它的菜味道好，實惠而又不失檔次。
我們慕名前往，它果然名不虛傳。它的菜是又便宜又好，而且店堂也氣派。像飯店的特色菜魚香肉絲，中盆隻要一塊，而且是肉多和頭少，我們叫了兩盆。我們叫的家常菜有：糖醋小排一塊兩角，辣子雞一塊四角，清炒魚塊一元五角，炒蝦仁一塊八角。除此之外，我們還點了些川菜，十五塊錢沒用完，就上了滿滿的一桌。德明又要了一瓶高級紹興花雕(一塊六角)，一瓶白酒(價錢沒記住。我一直沒明白，那時我們為什麼不點啤酒)。這些菜我們怎麼吃得完，當時又不興打包。服務員(文割期間的叫法)告訴我們，飯店十點鍾打烊，我們可以吃四個鍾頭。
從記事起到中學畢業，我們四個人在一起有十七個年頭了，照上海人的講法，我們幾個就是“赤屁股朋友”(發小)。雖然有時也免不了要磕磕碰碰(主要在文割後)，但我們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大家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情同手足，視為知己。現在小黃要去農村，我們都有點依依不舍。
一喝酒，話就多。我們替他出主意，想辦法盡快地調回上海。當時農場青年職工表現好，就能被抽調回上海工作。我實在為他惋惜，他的手藝種地怎麼用派得上用場。大銘說：“大田班好，苦幹兩三年，就能上調，跳出苦海”。而德明卻不這樣認為：“叫你爸想想辦法，通通路子，弄張證明，退回上海。”
接著我們又談起了她們四個。說著說著，德明的眼淚下來了，我也不知道這眼淚是真還是假。借著酒勁，他吐露了我們共同的苦惱，也就是酒後吐真言：“照我講，我們四個人福氣一點也不好。”我忙叫他不要講觸黴頭的話。
“阿巍，要相信命。海倫我們就不說她了。你看，我好不容易賴在了上海，麗華卻偏要去崇明。大銘和林媛都是硬檔上海工礦，可林媛愛出風頭，撈黨票，去了黑龍江，走她的陽關道去了。小黃本應在上海，被他阿姐這麼一搞，還不是去了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