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修改進入教科書的選文，是所有語文教材編寫者必須麵對並要加以認真研究的。問題。葉聖陶先生早在這方麵為我們率先垂範。筆者認為，修改教材選文須依從三個角度：一是課程角度，即教材選文必須順應國家的意誌，弘揚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必須承擔繼承和發揚優秀文化傳統的使命，必須符合國家的語言文字規範；二是教學角度，即教材需要通過組合、修改、編寫提示和練習等手段發掘或凸顯入選課文的教學價值，以達成課標提出的語文教學目標；三是學生角度，即教材編寫應當適應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和認知水平，有利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創新精神。
【關鍵詞】教材 選文 修改 依據
語文教材在語文教育中居於重要的地位，因此它曆來備受關注。時下，有一些老師對於進入教材的選文進行修改的問題提出質疑，甚至發出了“名家作品選入教材應原封不動”的聲音。作為教材編寫者，筆者試從課程與教學的角度，結合自己的編寫實踐，談一談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反對修改選文的理由大多基於這樣的考慮，即“修改後的課文不如原作有文采、有個性了”。對這一理由略加分析，我們不禁想到三個問題：第一，所謂修改後的文章的“缺點”可能是一種個體性感悟，屬於個體價值判斷的範疇，並沒有一致的標準，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體會；第二，這樣的判斷也許是基於文學閱讀的視角，而非課程教學的視角，它的關注點是文章的文學性而非教學性，雖然二者間關係極為密切，但卻不能否認其間的顯著差異；第三，作為教材選文，語文課程標準中有明確的表述：“要具有典範性，文質兼美，……難易適度，適合學生學習。”顯然，選文的語言文字須首先具有典範性，是一種“榜樣性”文字。而一些作者獨具個性的表達固然能夠促成部分讀者情感的共鳴，但若作為小學生學習語言的“範本”，似乎有些勉強。
其實，修改進入教材的選文由來已久，僅就語文單獨設科以來說，葉聖陶先生早已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麵為我們今天的編寫者率先垂範。作為教科書的編寫者，葉老曾經從兒童的認知水平出發，以諸多中外名篇為藍本，用標準化的語言改寫了不少深為孩子們喜愛的課文。他在談及20世紀30年代編寫的《開明國語課本》的四百多篇課文時就說，“大約有一半可以說是創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據的再創作，總之沒有一篇是現成的，抄來的。”(引自葉至善《老開明國文課本始末》)1962年，葉聖陶先生給語文教材編輯人員的書麵指示中重申：“選定之文，或不免須與加工。加工者，非過為挑剔，俾作者難堪也。蓋欲示學生以文章之範，斯於文質兼美，則文中疏漏之處，自當為之修補潤色。”(見劉國正《葉聖陶關於編寫中學語文教材的論述》)顯然，葉老修改的目的，是彌補文中疏漏，使其文質兼美以成典範。
《燕子》就是經葉老修改並成為教材選文的經典範例之一(至今仍有多套教材收入此文)。這是從鄭振鐸的散文《海燕》中節選來的。原作是寫作者出國途中在大海上看見幾對燕子而引起的鄉愁。課文《燕子》隻是摘錄了其中的第一段。這篇散文寫於上個世紀30年代，雖是白話文，但因時過境遷，其中一些詞語如“積伶積俐”“輕颼”“雋妙無比”，我們已感陌生，還有一些文言詞語或句式，如“皆如趕赴市集者”“潾潾如轂波”等等，這些跟今天的語言規範和行文習慣是有距離的。鄭振鐸先生當年寫作這篇文章，其初衷也許壓根沒想到會被後人收入小學語文教科書，給千百萬小孩子閱讀。選這樣的文章做課文，勢必要根據兒童學習語文的特殊需要，進行必要的刪節和文字加工。
如果修改是必需的，那麼修改的依據是什麼？筆者從語文課程與教學的視角，結合蘇教版小語教材的編寫實踐來看，大致有三種角度。
一是課程的角度。一定的課程總是受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所製約。一方麵，社會政治製度、經濟文化狀態決定著課程的結構和內容，另一方麵，課程的結構和內容又必須主動適應並服務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所以，課程的視角說到底就是國家的視角。語文課程不僅要致力於學生語文素養的形成和發展，而且肩負著傳承文明、培養學生愛國主義情感和社會主義道德品質，造就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一代新人的責任。因此，教材課文的選編，第一，必須順應國家的意誌，宣揚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比如說，當今社會所倡導的“奧運精神”、“抗震精神”以及“和諧社會”、和平發展的觀念，珍惜能源、保護環境的意識等等，理應成為教材人文價值取向的主旋律。第二，課文的選編還必須承擔繼承和發揚優秀文化傳統的使命。教材所選取的材料應當是浩瀚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精華部分，應當濃縮民族精神和傳統美德，折射出華夏兒女的智慧和創造。第三，課文選編還必須符合國家的語言文字規範。如前文所述，給小學生用以語文啟蒙的課文，入選或修改的標準恐怕主要不是看文章是否有文采有個性，而是看是否符合語言文字規範，看是否有利於打好小學生的語文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