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背後的中國
2012“理性”愛國，你理性了麼？
過去的幾周裏，日本人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挑釁所引發的中國社會內部一連串反應，越來越超乎很多人的意料。對這場對外示威的群眾運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其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於日方侵犯中國主權的強烈義憤，同時呼籲國內民眾冷靜、理智、合法有序地表達訴求。而由此引起的各種爭議性解讀，成為觀察中國社會的寶貴契機。
在這個政治生活相對匱乏的年代，這算得上是一場難能可貴的政治參與景觀。移動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達，讓遊行中出現的種種細節迅速得到了廣泛傳播，比如，參與者打出來的各種標語、打砸汽車、店鋪的現場圖片、參與者之間因為語言不合而發生的互毆行為等都在第一時間被那些並沒有到現場的人們所感知，且引發了一係列對這些行為的分析和評判，從而在更大範圍內完成了一場政治活動的參與。
事實上，遊行活動中伴隨著不同程度的暴力行為，這幾乎是現代國家政治生活中所常見的一種現象，同樣，暴力行為在事後遭到輿論討伐和法律懲罰也是常景。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社會這一次的表現並沒有特別之處，相對於少數人的“打砸搶”，對“打砸搶”的聲討顯然更是社會主流意識，這應該被視為中國社會的一次進步。
不過，這場遊行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所激起的各種爭論卻比其他社會激烈得多，也有著更深遠的回響，比如，群眾打出的各種標語口號就昭示著中國民間社會思潮正在發生著深刻而多元的變化。麵對這些活生生的街頭景象，用“陰謀論”的思維將其蓋棺論定，“漢奸”、“愛國賊”的帽子亂飛、不同觀點者之間的互相侮辱、嘲弄都過於簡單且於事無補，如何應對這樣的群體意識，將會是中國未來很多年都需要麵對的一個重大命題。
政治學家們習慣於將政治參與分為“製度性參與”和“非製度性參與”。那些根據法律規定而參與政治的活動，比如投票、信訪以及民間組織參與公共治理的行為等稱為製度性參與，而那些沒有法律規定或在某種程度上與法律有衝突的行為稱為非製度性參與，最典型的便是各種形態的街頭政治。
自1978年以來，經濟生活日益豐富，經過30多年的變遷，中國人政治參與的熱情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了許多新變化。有學者用安東尼?吉登斯的理論來解讀這種情形，稱之為從“解放的政治”向“生活的政治”轉變，也有人稱這是從街頭政治向書齋裏的政治轉變，後革命社會的政治理念競爭，訴諸的是知識競爭，多數在書齋裏區分優劣。諸如此類的理論視野雖然並不能完全準確地涵蓋政治生活的全貌，但其大體勾勒的政治現實卻是真實的。
書齋裏的政治理論家們為中國謀劃設計的政治變革路線雖有諸多不同，但社會變革“有序展開”、尋求製度化參與的理念卻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高度共識的，這種共識難能可貴。而且，這樣的理念在公眾中間似乎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認可，這一次，麵對街頭的打砸搶， 與街頭狂熱的氣氛相比，互聯網上形成了另外一個強大的輿論場，兩個截然對立的場域所呈現出來的意識，對比之強烈甚至讓人難以相信，這是在同一個中國。在不少人眼裏，互聯網一貫被視為一個充滿戾氣、社會發泄的平台，但當真正的街頭暴力有蔓延的苗頭時，人們才看清楚，原來互聯網是個最害怕失序的平台。
誠然，互聯網並不能真實呈現一個社會內部各種訴求的全貌，如果說，互聯網反映的是一個階層的意識，那麼，這個階層對秩序的渴望，看起來甚至比誰都強烈。這可以被理解為是社會意識的分裂，但更可以理解為製衡，對轉型中的中國而言，顯然不是件壞事。不過這些積極的信號卻掩蓋不了製度性政治參與不足所帶來的隱憂。在分析街頭暴力的時候，一個籠統的解釋是製度性參與的不足帶來了非製度性參與的盛行。這樣的解釋不僅適用於這一次，同樣適用於過去幾年裏各種各樣的群體性事件。
將社會變革的進程納入製度化解決的框架，這可以說是在廣義的精英階層間有著很大共識的命題。但問題是，對於那些弱勢群體而言，他們沒有組成社團的動力、能力、資源以及有效的法律製度支持，他們掌握的經濟資源僅能維持生存，大規模地轉換成為政治資源的可能性很小。
即使我們接受非製度化參與的盛行是因為製度性參與不足這樣的看法，製度性的政治參與過程很可能被富人操弄，在製度的設置、解釋和執行中，都麵臨這樣的困境，從而造成更大的貧富差距。因此，這很可能是一個我們需更好去解決的問題。如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阿爾蒙德所說， 在一個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裏，正規的利益表達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而窮人要麼是保持沉默，要麼是采取暴力的或激進的手段來使人們聽到他們的呼聲。
在外交層麵，這場釣魚島風波或許會逐漸平息，但它所揭示出的中國社會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會較長時間伴隨中國的現代化轉型。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