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知己 孤獨 傳統 尋找
摘 要： 劉震雲的新作《一句頂一萬句》通過對中國傳統中真摯的知己意識的探討，平實、樸素地展示了國人心靈中對知己的寄托。這種孤獨而熱切的情感，雖然不易覓得，但在國人中特別是在平凡的社群中普遍、長久的存在，成為一種獨特的中國式情感。儒家文化的促進對這種心境的形成具有直接原因，而且使它產生了重集體輕個體的情感偏移，但知己的“知心話”終究才是能打動人心的根本力量，尋找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豐富、執著的存在，也終將會使個體交往產生更多的正向價值。
《人民文學》2009年第2、3期連載了劉震雲的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故事情節略顯簡單，講的是兩個人在不同時代找朋友的過程。但於創作思路而言，卻被評論界稱為“一部以原創性書寫中國之人之心，深刻表達中國經驗，具有鮮明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重要作品，在許多重要和基本的方麵對現有藝術思維構成了有力的挑戰”｛1｝。四個冠以“中國”的稱謂，表明了這部作品有著迥異於以往文本的特點，即它是在對傳統文化的客觀體味下，平實、樸素展示中國固有文化精神的一次嚐試，這裏沒有崇高、責任、教化、反省，有的隻是橫亙時空的相同感觸與平凡瑣碎的交往艱辛。這是場精神遊離之旅，為找尋那觸動心神的一顫，芸芸眾生孤寂難自棄，冷暖各心知。
一、國人心靈的知己寄托
知己不易得，“知心話”更不易得。劉震雲在解釋《一句頂一萬句》書名時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一個人在生活中找到一個知心的朋友非常不容易，找到這個知心的朋友再說一句知心的話更加不容易。知心的話一般都是不同的話，這句不同的話確實頂得上一萬句廢話。”｛2｝在劉震雲看來，“你可能跟這個人是好朋友，但是在一塊未必能說得上話，其實比‘人找人’更不容易的是‘話找話’。而當朋友變得不是朋友的時候就更麻煩了，你說過的話兒就會變成刀子紮向自己”｛3｝。知己的判斷，借用劉震雲在《一句頂一萬句》開篇寫的：“不在當麵的表白，而是背後說起朋友的時候，是否提到過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別人當成了朋友，別人並沒拿你當朋友。另一個判斷朋友的標準是，在你走投無路時，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幾個。”｛4｝劉震雲用平實的言語表達了這種國人都曾體味過的感受，即人們需要知己來釋放精神，但真正的知己卻不常得。當然，一個人並不需要、也不願意對所有人暢敞心扉，長期的社會交往使人說話時要把心包裹起來，這樣才可能存在有效的交往。但當他想尋找知己時，別人卻也會采取類似的舉動，於是，知心話就在時空的不對稱中難以找尋。一般而言，在中國傳統的思維中，存在著親疏遠近的感情紐帶，家庭宗族之內如夫妻、父子之間存在天然的親近感，在精神慰藉方麵可以很大程度上擔當“知己關懷”的作用。但是，過分緊密的相處使他們之間“知心話”的力度減弱，而親屬間必然的關心使每個個體都產生相似的審美疲勞，所以找尋朋友的“知心話”成為一種必要的精神需求。小說中刻畫的兩位主人公，既創設了先天的家庭缺陷，都喪失配偶的知心，且配偶均有外遇，都沒有父或母的悉心交流，楊百順對父親的仇視，牛建國難以理解他母親的意思。在從親人處得不到心情釋放之時，憤懣便會占據心靈，楊百順、牛建國都曾湧現出殺人的念頭並開始了實施，而偶然的“知心話”卻熄滅了狂躁，繼而朋友的“知心話”成為了生存下去的理由。知己之言在此起到了決定生死的價值。可惜這樣的話語並不常能擁有，楊百順、牛建國於是開始了艱辛的找尋，在千辛萬苦後得到的一點“知心話”，吳摩西感到“說的上話”的養女，牛建國獲得了情人，但都來不及回味，兩個人也不曾付出對等的“知心”，愉悅便轉瞬即逝，個體在大半時間內隻能重找。但毫無疑問，知己之言對於撫慰心靈、恢複信仰具有難以複製的價值。
知己難求是每個人都有的經曆，《一句頂一萬句》展開一個個“雞零狗碎”的交往情節，是在用失敗宣告知心話的難覓，而知心話也沒有一定的標準，與這些人不能交心的，反而和別人能夠知心相知，如楊百順和牛建國，老婆之所以紅杏出牆，根本原因是他們跟他們的老婆之間沒話可說，老婆與相好的人，倒能說到一起。說了一夜，還不停歇：“咱再說些別的？”“說些別的就說些別的。”從有話無話的角度講，給他們戴“綠帽子”的兩個人，做得倒是對的。於是在鄭州火車站，當楊百順看到他老婆與老高的相互愛戀，終於意識到相互說不上話是人生最大的失敗，亮出的刀子掖了回去。古語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話語本身並不重要，或許平淡無奇，但重要的是說者的身份和聽者的心境。人們往往在平凡的生活中因思緒的不被理解或對具體、現實的問題感到困惑，有意或無意地在尋找驗證或答案，以致成為心中的一個隱結。而許久以後也許一個你並不期待的人能說出一句直透你心底的話，使你頓時感到了精神上的輕鬆和釋放，這種感覺在每個中國人的心底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著，這是每個人潛意識裏的理想和執著，是一種獨特的中國式感情，國人對“知心話”的渴求超越了財富、名望，乃至社群的認同，與人知心、互為知己的這種心靈寄托也就演變成為了一種獨立的精神，使我們對國人之心有了更為寬泛的認識。
二、平凡長久的孤獨追求
中國並不缺乏反映孤獨的文學作品，但大多側重於思想的剖析，事實上是在關注不容於社會或不屑容於社會的感情，而孤獨成為一種精神，一種品行，成為了有知者、奮鬥者的專利，劉震雲將這種感情徹底地擊破。孤獨並不隻是知識者、精英者的專有，在社會各個階層包括在社會底層生存的人們，同樣在心靈深處存在著孤獨，甚至“民工比知識分子更孤獨”｛5｝。因為有知者知道其為什麼孤獨，並選擇了這種孤獨，而普通人並不體味、也不欣賞這種孤獨，隻是被裹脅於孤獨之中。這裏劉震雲自己就稱“寫作就是為了找朋友，為了傾聽，為了說知心的、樸實的話，這就夠了”｛6｝。還說，“當你在生活中找知心朋友困難的時候，你會突然發現另外的途徑，就是寫作，你會發現楊百順、牛愛國、老裴、老曾，他們都是朋友，寫作就是交朋友的過程。書中的朋友與現實中的朋友最大的不同是：現實中的朋友是忙碌的，而書中的朋友永遠有耐心；現實中的朋友往往不深刻，而書中的朋友很深刻，他說的話往往比作者高明，會驚煞作者。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幸福的事，愉快的事”｛7｝。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劉震雲選擇孤獨並尋得了他的快樂和解脫。事實上，在傳統文化浸染之下，思想者在世俗社會中難覓知己，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感悟天人合一，以天來作為個體思想中的知己而得以釋然。但是，平凡的人卻難有這樣的認識。這些人並無過高的品行，也無宏大的願望，他們隻是一群精神上無奈的漂泊者，對自我和周遭充滿了疏離感。這部作品以中國經驗描述中國農民式的孤獨感，為以往小說所罕見，而它於平凡人身上所構建的孤獨，又是十分真實。“在這一點上，小說是反啟蒙的，甚至是反知識分子寫作的，它堅定地站在民間立場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