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梅娘 女性意識 地域文化
摘 要：梅娘是東北女作家當中值得給予充分關注的一位，尤其是其文學作品中傳達出的強烈的女性意識，曾一度引起研究者的興趣。本文擬從東北地域文化因素（如“群居”、“裸睡”的習慣，婚姻貞操觀念，女性特點等）、家庭影響，受教育經曆，時代思潮等方麵探討梅娘女性意識的成因。
在20世紀40年代，因一次報刊發起的“讀者最喜歡的女作家”的評選活動，上海的張愛玲和北平的梅娘名列榜首，從此，便有了“南玲北梅”的說法。這成就了一段文壇佳話，也給兩位女性作家——尤其是梅娘帶來巨大的聲譽。但用女性主義批評的視角來看，“南玲北梅”的光環背後卻隱含著女性解放過程中的尷尬：一方麵是參與評判的讀者基於對她們作品中滲透出來的明顯的反叛男權、蔑視傳統的性觀念、不依附於男性的獨立意識的認同，基於對特殊的時空中女性掙紮與毀滅的同情與憐憫；另一方麵是女性作家的創作被舉辦方所代表的商業社會利用，來滿足從女人小說中窺探女人秘密的小市民的獵奇心理，我們從40年代大批女作家在“淪陷區”文壇崛起就可見一斑。一些作家迎合了這種心理，比較低俗地“賤賣”個人隱私；一些作家以個人身世和情感為背景，寫盡女性悲涼的生命史、掙紮的心靈史，高揚獨立的女性意識，如張愛玲和梅娘。雖然，二人都具有較強的女性意識，以“南玲北梅”並稱，但與張愛玲相比，梅娘更近於冰心，一生都在關注女性的獨立、解放。而她的這種強烈的、終其一生而不悔的對女性解放的追求是地域文化、家庭環境和時代思潮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地域文化因素的血緣
地域文化是影響作家創作的重要因素，魯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書中說：“每一個人，從他誕生的那刻起，他所麵臨的那些風俗便塑造了他的經驗和行為。到了孩子能說話的時候，他已成了他所從屬的那種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長大成人，能參與各種活動時，該社會的習慣就成了他的習慣，該社會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該社會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1｝依照這種說法，梅娘就是東北民性、民風的承載者與再現者。首先，東北女性狩獵、采集、捕魚、種植，甚至和男子一樣上馬打仗的“獲食模式”以及在薩滿跳神、東北二人轉（大神和主角皆為女子）等民間巫術、民間藝術中體現的遠古生殖文化中遺留下來的集體無意識對梅娘不依附於男性的獨立、堅韌的品格影響很大。東北特殊的生存環境及文化傳承孕育了像蕭太後、百花公主、文襄王夫人阿顏覺羅氏等傑出的女性，這些人受後人敬仰的一個共同特點是獨立、能幹、不依附於男性。梅娘也是一樣，從小就多次幫父親做事，管理家務，尤其是在1948年丈夫柳龍光遭遇海難後，梅娘獨自一人支撐家庭，養育一子二女，在此後的一係列政治運動中，梅娘一個人承受著兩個人（與已離開的丈夫）的“罪孽”，屢受磨難，被誣為“右派”、“日本特務嫌疑”、“現行特務”等罪名，被抄家、勞改、開除公職，她的兒子和一個女兒也在生活的磨難中不幸夭折。整整30年，梅娘以一種堅韌、達觀的東北女性性格，以一種特殊的堅守挺了過來，並以積極的態度投入新的生活，這和張愛玲形成鮮明的對照。
其次，東北民性中女子的勇敢與大膽、野性與自由的天性在受到外力的擠壓時所表現出的叛逆與反抗精神的影響，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東北特殊的“獲食模式”養成的“群居”與“裸睡”習慣是破壞男女之大防的土壤，是產生婚外性行為的催化劑，再加上遠離中心文化區域，受正統的儒家文化影響較弱，所以，東北女性身上深蘊著野性與自由的因子，貞操觀念相對較淡（東北的“貞節牌坊”少見與此有關）。這可以在東北民間歌謠中流傳的青年男女幽會、偷情的故事（如《鬧五更》、《會情郎》、《十二月歎》、《五哥上工》等，故事的主角都是女主人公）中得到印證。
自金代以降，在理性的儒家文化與非理性的東北文化的碰撞過程中，激蕩了東北女性的叛逆性、蔑視禮教傳統的意識。如果說20世紀以前這種文化上的衝突體現為中原文化與漁獵文化的衝突的話，那麼，進入20世紀以後，就體現為本土文化與外來思潮的碰撞。梅娘蔑視禮教傳統的女性意識就是在中西方文化衝突中逐漸加強和凸顯的。梅娘的天性中流淌著東北女性野性與自由的血液，從小就做過很多“出格”的事：自由駕馭一輛從法國買來的“郊遊車”在長春城郊的路上馳騁，成為人們駐足而觀的風景；也曾踩爛了狐仙堂裏泥塑的狐仙尾巴，為此遭到後母“泄恨”式的懲罰；在上中學的時候，跟日籍副校長“搗蛋”等。但在個性解放、戀愛自由的思潮的影響下，她的叛逆性、蔑視約束女性的倫理觀念的意識、對男權文化的質疑逐漸凸顯。突出表現在對待婚姻上，選擇了自由戀愛，而沒有遵從家裏的意誌嫁到四平街闞家，去做“錦衣玉食的拴在男人腰帶上享受榮華的偶人。”｛2｝在後來的文學創作中，梅娘更是回歸自己的經驗世界，通過一係列女性的故事來展示東北女性的反叛、掙紮的主題，探索女性的解放之路。在她的一係列被稱作是“水族係列小說”的“係己”小說《蚌》、《魚》、《蟹》等作品裏麵，除了通過女主人公的拒婚、婚外情揭示女性人生道路上的傷感、哀怨、彷徨、掙紮與苦悶以外，總是要借小說中的主人公反複質問：“為什麼女人在新婚之夜應該是處女，而男人就可以不是童男，”體現了較強的平等意識。在男權社會裏，“女人是低能的”，“女人的路是窄的”，她們想要讀書、做事，爭得應有的自由，但是，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價，這仍是女性在進入20世紀以後的現實景觀，也是梅娘在特殊的史境中的體認。麵對強加的婚姻，梅娘借小說中的人物之口發出了鬱積於心底的驚世駭俗的最強音：“與其賣給一個男人去做太太，去做室內的安琪兒，還不如去做野妓，不如去做馬路天使呢。”｛3｝梅娘的這種呐喊與東北女性的反抗精神不無關係。《寄吳瑛書》是一篇很多選家都忽略掉的書簡隨筆，在文末，梅娘說：“寒冷的故鄉卻使我比對美麗多花的北京更加眷戀。我不能忘懷沙漠中的豪放磊落的民氣。北京，我總嫌做作。……北京底女兒們表麵上比起來比故鄉的女兒們秀麗，標致，而且彬彬有禮；實際我覺得正跟她們住著的都市一樣，多做作而少純樸。”｛4｝從中可見，梅娘對故鄉民性、民風、民氣、民俗的一種偏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