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雖說朝廷終於有所動作，皇甫嵩、朱儁、盧植亦是深諳兵法、久帶兵勇之人。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朝廷想讓這三人力挽狂瀾，卻又不撥給三人兵馬，豈非強人所難？”
“朝廷怎麼會沒有兵馬？”縣令大人眼界畢竟不高，根本不明白司馬健到底在說什麼，抬著頭眼巴巴地等著司馬健繼續解釋。
可司馬健這個時候偏偏閉上了嘴巴，任由縣令大人的眼神再哀怨，也不肯吐出哪怕一個字。個中緣由，縣令大人自然想不通，但一旁的鍾瑜卻已了然，悠悠歎息道：“賢侄所言不差，朝廷的確已無兵可用了。”
先前，無論司馬健如何針貶時勢，甚至說劉宏乃貪圖享受之君，這都沒什麼。畢竟，明清之前，中國的皇權專製尚未走向變態的頂峰，任何人隻要不是發動造反言論，都是可以被容忍的。
可朝廷無兵之事，卻絕非一個白身能夠知曉的，單單一場酒宴的交情，還遠不能讓司馬健將司馬防這位京兆尹乃至整個司馬一族都給搭進去。
鍾瑜盯著一旁看似浮浪的司馬健，心中不得不承認：畢竟是士族家出來的子弟，有些東西，是牢牢印在他血液中的。
不過，這些話司馬健一介草民不能說，鍾瑜卻可但講無妨。原因就在漢代真的是個奇怪的時代，士大夫愈加傲氣、愈加評議朝政，便會令天下之人認為此乃真正憂國憂民的大儒。
換句話講，士大夫與草民，根本不是一個階層：草民可以抓來一刀宰了，但士大夫卻是維係整個王朝的中堅勢力，縱然皇權獨一無二，也不得不顧慮幾分。尤其，還是在朝廷被外戚和宦官折騰得烏煙瘴氣，正需要士大夫出來報效朝廷的時刻。
“大漢自光武中興以來，為防止地方官員擁兵自重，罷撤了郡國乃至關城的守軍，隻留下了東、南、西、北四支常駐部隊。北軍五營護衛京師、南軍七署守衛皇宮；西軍駐防三輔、東軍駐紮黃河，負責監視外族。”
說到這裏，鍾瑜難免歎了一口氣，憤恨不已道：“然而，近些年來，朝中奸人當道，禍亂蒼生，惹得羌人、鮮卑為患，西軍盡皆調至西北作戰，東軍也已抽調無幾。單涼州鎮壓羌人花費便以數億計，邊關流血已成河水。如此一來，大人以為朝廷到如今還有多少兵馬可派？”
聽聞鍾瑜直言朝廷內虛之言，司馬健也微微頜首。不過，身為穿越人士，他看得要遠比鍾瑜更高一層：封建曆朝曆代，都將兵事都看做一柄雙刃劍。兵既可振威保國，也能亂國滅朝。所以，曆代皇帝對於兵事都有統一默契的認識，便是哪怕外戰外行，也得先保證刀把子握在自己手中。
漢承秦製，對於兵製更加保守，隻留下中央四軍而不令郡國有兵之舉，正是刀把要握在自己手中的表現。然而，這種做法最大的弊端，就是外亂來臨時，朝廷便立刻捉襟見肘，陷入無可抵禦的窘境。
解決之途，自然便是後來宗正劉焉提出的廢州刺史改立州牧之策。令原來隻有巡察職能的六百石刺史，換成了由宗室、重臣擔任的州牧。州牧集行政、司法、軍事三權於一身，逐漸成為一州土霸王，各地割據軍閥由此相繼形成，包括劉焉在內的州牧上任後，基本就不再受朝廷的控製。
整個曆史，其實是一個緊密相連的係統。黃巾起義的確敲響了漢王朝的喪鍾，但實際論述起來，黃巾起義隻是動搖了漢王朝的根基而已。真正令這個曾經輝煌王朝走向滅亡的，還是這一連串事件的因果鏈條一一開始啟動，最終才令這個王朝走入了萬劫不複的深淵。
就如現在，各地各郡已然開始自發依靠官員乃至地主豪強募兵抵抗。不過，事出突然之下，整個大漢頹敗之勢仍舊一發不可收拾。
可就在司馬健好不容易認真心憂天下之時，一旁哭哭啼啼的縣令大人卻適時開口，打消了司馬健的正經：“鍾夫子，賢侄，你們說的，本縣信了。隻是當今之事，如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