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司馬健觸發過‘詭辯’技能，所以他敢斷定，盧植這家夥，絕對也有這項特技。因為麵對這麼一連串的問詰，司馬健忽然一時有些招架不住的感覺。
好在，人家盧植就是個‘以理服人’的大儒，一番話下來後，並沒有半分咄咄逼人的氣勢，更沒有再說一些讓人肝火大旺的話刺激司馬健。人家就靜靜跪在了席上，手捧香茗不語，完全一副‘你若不舉、便是晴天’的淡然。
苦思冥想半天後，司馬健才看出來，盧植那一連串的排比問話，剝除了語言的華麗外，其實都是以偏概全的蒙蔽。想通了這點，司馬健幹脆治病尋根，想從本源上解決問題。
“大人，你這番話不無道理。在下不得不承認，行商之人，當中必然不乏一些奸詐、貪婪、虛偽之徒。然大人又能否認，空讀幾十年聖賢書之人，就沒有那等宵小之徒？躬耕田畝的百姓，就都是淳樸善良之人？”
盧植一時憮然，他不得不承認，司馬健的話不無道理。這不是詭辯，而是多年的經曆讓盧植看到了太多，也就明白司馬健所言非虛。
“由此說來，這天下文治一道，還在教化一途。若我大漢人人信義為本，則商業必然為信義之商。若教化不興，自然奸商遍地、鼠輩橫行。就如此番天下，朝政不明，以致烽煙四起啊。”
司馬健說這話，帶著一絲感慨的。但又想著不能涉及太多政治，暴露自己的動機，趕緊想將話題轉移了回來：“漢之前，有呂不韋從商起家，輔秦一統。也有陶朱公泛舟江上，卻富甲一方。這二人非是小奸小詐之徒，更乃後世傳名的偉士。畢竟，大人剛才也說了，小聰明隻可保得一時之利，若想生意長久恒通，非要信義立德才行啊。”
在華夏曆史上，國人做生意一向是以誠信為本，這其中緣故，就根植於我們秉信傳承的文化。在春秋時代，人們甚至都重信輕死，當年伍子胥渡河的時候，不過隻提醒了那船夫莫要泄露他的行蹤，那船夫就以為伍子胥不相信他的人品，憤而投江而死。
這種事兒，要是拿到司馬健前世，簡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但一直到漢代這個時候，人們就都是這樣的。別的不說，就說溫縣朱屠戶這裏，鏢局連張合同都沒給老朱寫過，就是口頭交代了一下。老朱每天便會趕在開鋪前，將鏢局要的兩口大豬先送來，雷打不動。
鏢局交付老朱錢財是按月的，也是每月都沒間斷過。老朱有什麼急事兒，張嘴說一聲，連個收條都不用打，就能先預支兩個月的肉錢。司馬健也不是小氣，就是感覺這一切都有些不真實，便問了胡昭一句：“這生意怎麼能這麼做？”
而胡昭的回答，卻讓司馬健感觸頗深：“這生意，難道不就是這麼做的嗎？”
這種做法，才是真正信義為本，一諾值千金。也因此，在華夏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交子這種就是用信義充作貨幣的鈔票。隻可惜，明清兩朝閉關鎖國、固步自封，極度排斥商業，導致本該在華夏大地上誕生的信托、信貸等先進經濟模式，自宋代之後就此夭折。
不過，這樣一番講道理、擺事實的攻勢，還引用了盧植剛才的話暗拍一記馬屁，終於使得盧植臉色轉緩，頜首承認了司馬健的言論。
但盧同學也不是這麼輕易就被駁倒的，他還有最後一張王牌，也是認為司馬健再怎麼巧舌如簧都無法否認的一個事實：“公子所言，俱有道理，然公子卻不能否認，商業一途投機取巧，最能攫取財富。若人人行商，則動搖漢室根本，百姓不思耕種製紡苦役，朝廷賦稅便成無根之木矣。”
司馬健聞言神色也慎重了起來，盧植說的一點都沒錯，這就跟胡章勸司馬健買田買地的道理是一樣的。漢代這個時候，莫說商品經濟萌芽，就連種子其實都沒有種下，最根本的原因，就一個字：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