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戀，已經從曾經的人格障礙，成為這個時代新的風尚。或許郭敬明也未曾算計到，90後觀眾消費著他的自戀，把它當成雲端共享的意淫空間。這場集體無意識的儀式，看上去莊嚴而狂熱，實際上不過是一場遊戲。
物欲
郭敬明毫不掩飾對物質財富的追求。2003年，《幻城》出版時，版稅是三個月結算一次，他無聊時候就喜歡去劃卡，看又有多少錢進賬。有人統計，在小說《小時代1.0》裏，共出現過128次品牌名詞。他在微博上貼出各種名牌服飾和包，也引發過諸多爭議，認為他是在炫富，而他總是解釋說，並不是有意炫耀，而是展示日常生活。
後來《小時代》電影上映後，那些小說裏的描述總算是有圖有真相了，而且加了些刺耳的配音，比如“這點錢隻夠在鐵嶺開一場秧歌會”“我一出內環就過敏”“浦東就是一股水泥味”，擺明了一副挑釁的姿態。各種批評聲中，輸出最猛的，就是物欲批判流。此時，郭敬明的反擊和他麵對微博指責一樣，說這就是上海的真實生活：“如果我拍一個2014年的上海，結果裏麵沒有一點名牌，這樣對嗎？這樣一點不寫實啊。你真實生活都這樣了，你說你看不到大街上拎名牌包的人，我不相信；你看不到住豪宅開跑車的人，我不相信。真實生活都可以這樣，你電影為什麼不敢去麵對呢。我覺得它之所以刺痛到一部分人的神經，就是因為它很真實”。
不過，看過片的都知道，他對奢侈品的展示，已經達到了近乎迷戀的程度，以至於他的影像可以用坎普（camp）風格來概括—因誇張到荒謬而產生吸引力或幽默感，是坎普的特點。顯然，這裏的幽默感並不是郭敬明事先想要傳達給觀眾的，有許多“懷揣惡意”的影迷，促使他們掏錢買票的最大動力，就是能第一時間在朋友圈裏吐槽這部戲究竟是多麼離譜。
這種因為迷戀物質而延伸出的審美趣味，在生活中也時不時地捉弄著他。2010年11月，郭敬明在博客裏寫道：“之前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我要換哪一款電腦，才能讓它在一堆ARMANI和達芬奇家具中間每天相處而不自卑。”次年7月，達芬奇家具“出口轉內銷”醜聞曝光，郭敬明為了挽回“品味”，解釋說他隻是在那家店裏買家具，具體什麼品牌，不便透露。
再次提及這件事，郭敬明避而不談，而是馬上將話題轉移到電影上來：“如果從審美角度來說，你迎合了一批人，注定就會喪失另外一批人，沒辦法，眾口難調。”問到具體他迎合的是什麼人群，他自信地說：“25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的審美就是我的審美，我知道他們喜歡什麼，想看什麼電影。”而當記者指出，有人認為你的電影迎合了二三線城市對大都市的想象，郭敬明略顯尷尬，但仍然辯解說：“但我的票房收入主要還是來自北上廣嘛，嗬嗬。”
和所有流行文化一樣，坎普風格隻不過是現代社會多元化審美趨向的一種而已，有人喜歡看韓劇裏傻乎乎的愛情又開心又流淚，有人奉行娛樂至死的原則捧著遙控器就像擁有了整個世界，郭敬明的審美風格固然對那些涉世不深、對成人世界紙醉金迷的生活抱有幻想的青少年人群極具吸引力，但因此認為它傳達了扭曲的價值觀，甚至是毒瘤，發誓鏟之而後快，或許也大可不必—其實，在今天，恐怕沒有幾個人會拿這些東西太當真。
對這些指控，郭敬明也發起了反擊：“我電影裏的人物，沒有為了這些名牌包包去做老男人的小三，但現在有很多電視劇就是這麼拍的。我不是在傳遞負能量，他們才是。”其實，都隻是生意，如果群眾的各種審美需求是一盤調色盒，那各路畫家的任務就是調配出各種顏色去填滿它。
青春
掰著手指，吃幾頓青春飯，不算什麼，但能將“青春文學”做成大蛋糕，並且揚言要在國產電影裏開創“一種新的青春類型片”，擺出吃一輩子青春飯的架勢，那麼，他對青春肯定有非凡的體驗。可惜，所有人對郭敬明的青春知之甚少，在對外界透露的消息裏，他的青春似乎都被寫作和工作消耗掉了。在創作那本即將改變他命運的小說《幻城》時，他正在上海大學就讀。這是他第一次寫長篇，感覺特別難以駕馭，心裏非常緊張。“寢室每晚熄燈後，我就向同學借了筆記本電腦，在教室通宵寫作”。成名後，他也說“我辛苦勞動，每天睡四五個小時，幾年來沒有旅遊過，沒有跟爸爸媽媽過過一次生日，沒有假期，一直在工作”。
郭敬明在自己的文學和電影作品中，花費了大量筆墨來描寫青春期友情，但實際上，他很難處理好老板與朋友之間的身份轉換。他的簽約作者落落在離開《最小說》編輯部時曾表示過：“我不知道該如何跟他相處，工作中，他是老板，生活上，他又以朋友的身份出現。但我們始終無法像朋友那樣，因為你不知道怎麼他就不高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