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的財與兵》：錢袋子與槍杆子
掩卷遐思
作者：鄭士波
前不久，學者劉剛、李冬君的《中國近代的財與兵》麵世。
本書從兵權、財權角度看近代史。作者認為，自宋、明、清至於民國，紛繁百態無外乎地方兵權、財權與國家兵權、財權的博弈，而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雖一脈相承，卻各有千秋。後來者袁世凱與各方勢力的較量，也是以兵權、財權相搏。
文化視野下的財與兵
作者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出發，把中國的財與兵問題納入到文化視野，用思想史的眼光去打量，從而提供一種全新而獨特的視角。本書開宗明義，在“題記”中解題道：“中國傳統政治，所有政治問題，最後都被歸為財政問題。中國傳統權力，一切行政權力，究其來源，皆出於兵權，因此，中國傳統所謂‘政權’，到頭來，隻是財權與兵權。”而之所以選擇以中國近代史為典型案例的緣由，自然是因為它的獨特性，即“近代化的中國政權，丟了天朝上國的行頭，沒了道德文章的嘴臉，終於露出權力本質的兩顆門牙：財權與兵權。”它的運行方式昭然若揭：“以財養兵，以兵劫財，成了政權運營的底線。”
誠然，一個政權想要穩定，統治階級必然要牢牢掌握住槍杆子（即兵權），擁有了槍杆子就可以獲得天下的財富，讓錢袋子（即財權）鼓起來，而要養兵要打仗，就需要大量的軍餉，不能不考慮財政的問題。這兩者緊密相關，處理不好，就容易失去政權。
兵與財的問題，始終貫穿在本書的始終，在很多章節都有專門的論述。譬如湘軍與太平軍苦戰，餉事令曾國藩很不安，曾國藩對清廷一不要兵，二不要錢。他兵靠自己招募，錢靠自己籌款。湘軍未被體製化，須在經製以外想辦法。“‘經製’是一國財政收支範圍和額度的定製”，“經製，由戶部掌管，也就管個國家財政收支的基本麵，顯示著中央集權。”到了晚清，“中國遭遇大變局，擴張了經製外的財政空間，如厘金、鴉片稅、洋關稅以及賠款、外債等”，這些預留的財政空間，“成了接生亞財政的產床和亞政權成長的搖籃，湘淮軍係就在這樣的空間裏誕生。”而曾國藩自籌軍費來源，“一靠厘金，二靠募捐”。“朝廷沒想到，經製以外，會有那麼大的財政空間，商業稅裏竟然蘊藏了如此充足的財源，湘軍和太平軍翻來覆去的拉鋸戰，就靠了厘金的支撐。”對於曾國藩辦團練，在體製外練成的新軍，統治者一直小心防範，曾國藩隻能自裁湘軍，讓朝廷心安。“從國防上來講，即使要裁軍，也應該裁老綠營兵，而不是新興的湘軍，但王朝安全與國家安全並不完全一致，有時會背道而馳……朝廷非要裁湘軍，看來還是內憂重於外患，它害怕湘軍，或許更甚於恐懼列強。”類似這種經典的案例分析和點評，書中俯拾皆是。
貨幣經濟是險灘
作者在開篇，采用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的觀點，將中國近代化的開端延伸到宋代。而中國的“近代性”產生於本土，並非純然舶來。其“思想的內因，源於傳統書院；行動的內因，出自民間海權。”宋高宗避難溫州，在江心嶼上往海潮，猛然開竅，發現“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動以百萬計”。他“一逃回臨安，便號召對外開放，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資為國策，更以拓海為戰略。從那時起，宋人就與阿拉伯人一道，控製了印度洋的海權。”南渡之後，南宋王朝“國土雖然丟了一多半，但財政收入卻接近北宋最好的時候，到了孝宗朝，已全麵超越北宋了。”原因顯然是：“海外貿易帶來的成就，國土上的損失，以貿易順差彌補了，市場大於國土呀！”
宋錢雖然改變世界，為世界提供了一種市場經濟的樣式，但仍然鬧錢荒，無法發展出本幣製來。實際上，“王權早已包攬了本幣的功能，要王權於自身之外，再去建立本幣”，必會造成“幣權代替王權，市場超越官場”的局麵，因為“本幣立，王權就得退出流通領域”，這是曆代統治者所不願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