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最後的日子
名師激賞
作者：董衡巽
海明威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拿到三萬五千美元獎金和一枚金質獎章。但得了這個獎對創作來說究竟是禍是福，實在難說。對許多得這個獎的作家來說，諾貝爾文學獎似乎有點蓋棺定論的兆頭。他們得獎之後不但寫不出好東西，而且從此思路枯竭。海明威也是這樣，用他小兒子的話來說：得獎之後他“成了國際名流”，“成了俗物”，再也沒有寫出過虛構性質的作品。他在受獎演說中說的“不同凡響”的作家“應該永遠嚐試去做那些從來沒有人做過，或者他人沒有做成的事”，“每一本書應該成為他繼續探索那些尚未到達的領域的一個新起點”，這些十分內行的話成了空話，無法在他自己身上兌現。
《危險的夏天》就是一個明證。這是他答應為《生活》雜誌寫的通訊報道，用文學筆調描繪1959年西班牙鬥牛的對手賽，類似我們所謂的紀實文學。這篇報道也是他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作品。他原答應寫一萬字，後來發展到三萬多字、六萬多字、九萬多字，最後寫了六百八十八頁。他請霍契納幫他刪節，別人建議刪去的地方，他處處舍不得割愛。這說明這位以簡約、精煉著稱，惜墨如金的散文大師幾乎喪失了藝術的辨別和判斷能力。
應該說，寫作上的頹敗是海明威健康狀況惡化的反應。幾次嚴重的腦震蕩使他思維麻木，甚至思路堵塞。例如，有一位婦女請海明威寫幾句祝賀肯尼迪總統入主白宮的話，以誌紀念，海明威很願意寫，但在寫字台旁苦坐了好幾天，就是寫不出這兩三句話來。對於一輩子以寫小說為生的人來說，還有什麼比喪失寫作能力更悲哀的嗎？
1960年8月，他說安東尼奧需要他的幫助，執意要去一趟西班牙。他在比爾的莊園住了幾天，後來去了馬德裏，10月回紐約。從這時開始，海明威的精神病症狀明顯起來，主要表現為憂鬱、多疑、偏執和幻覺。例如，霍契納來西班牙看望他，他告訴霍契納，要當心比爾這個人，說比爾有一次開車“想把我開下懸崖去”，但沒有成功。他勸霍契納，外出最好叫出租車，千萬別坐比爾的車。回美國時，海明威老擔心行李超重，不讓他上飛機。比爾給航空公司打電話，詢問行李超重可否放行，答複說是可以的，但海明威就是不信，霍契納沒有辦法，隻好親自去一趟航空公司，拿回由公司經理簽署的證明，海明威才放心上飛機。
到了紐約住所，海明威一直發呆，瑪麗（海明威第四任妻子）說他“好像是個陌生人，對我客客氣氣，房間也不認識了，一聲不響，對收音機裏廣播的消息，他沒有任何反應，好像一直在想他不願意與他人交流的事情”。回凱徹姆的路上，海明威老是擔心聯邦調查局的人在跟蹤他。在芝加哥換車時，他看見有兩個人上了後麵的車，海明威說“他們已經盯上我們了”，司機說那兩個人是推銷員，他就是不信。回到家裏，他不說話，說聯邦特工在竊聽；朋友來訪，他非要同他們到外麵去說話。
海明威另一種幻覺是關於他的經濟狀況。他老擔心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其實，海明威每年有十萬美元左右的印數稿酬，還有20世紀二三十年代買進的大量的債券和股票，付掉稅收之後收入還是很可觀的。可他總擔心他的經濟狀況陷入困境。瑪麗為了使他放心，親自給海明威認識的在紐約的信托公司副總裁約瑟·勞德掛電話，詢問海明威各種賬目的收支情況。瑪麗在廚房打電話，叫海明威在臥室的支線電話裏聽。勞德說，海明威各種賬目節餘下來的錢足夠他用一兩年的。瑪麗以為這下海明威可以放心了，誰知他仍愁容滿麵說“他這是蒙人，他在瞞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