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結束後，汪偽政權重要人物，汪精衛的心腹幹將，陳璧君的幹兒子，曾任汪記“國民黨”中央常委兼中宣部副部長、“中華通訊社”社長、偽國民政府行政院宣傳部長、安徽省省長兼蚌埠綏靖公署主任等職，被稱為汪氏集團“一支筆”、“戈培爾第二”的大漢奸林柏生，先是倉皇逃往日本，繼而被中國憲兵用專機引渡回國，於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審判。在法庭上，林柏生百般抵賴，企圖淡化自己的漢奸事實，甚至厚顏無恥地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為國為民”的英雄誌士。但曆史是公正的，作惡多端的林柏生最終沒能逃脫正義的審判，於1946年5月被判處死刑，同年10月8日被執行槍決，在萬眾唾罵聲中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一
1944年11月10日，汪偽政權頭號人物、大漢奸汪精衛病死於日本名古屋，讓岌岌可危的汪偽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中。
汪精衛死後，偽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務，而行政院副院長之職，則由大漢奸周佛海擔任。與陳公博爭奪南京政府最高領導權失敗的周佛海對此憤憤難平。陳、周兩人，一個以國民黨改組派首領出現，一個以國民黨CC派首腦自居，相互爭權，各搶要津。陳璧君的幹兒子、大漢奸林柏生，就這樣在陳、周兩人的矛盾中、在陳璧君的鼎力支持下，搶到了汪偽安徽省省長兼“蚌埠綏靖公署主任”的職務。
林柏生別號石泉，1902年出生於廣東信宜，1915年就學於高州中學，1920年考入美國教會學校嶺南大學讀書。1924年，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開始後，林柏生經推薦，擔任當時馳騁中國政壇的著名人物汪精衛的秘書。1925年，林柏生在汪精衛支持下，偕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26年9月回國，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由於林柏生長期追隨汪精衛，遂成為汪的親信。大革命失敗後，林柏生大力宣傳汪精衛的政治主張。1938年初，以周佛海為首的“低調俱樂部”在漢口成立了以宣傳“反共媚日”為宗旨的“藝文研究會”，林柏生不顧漢奸的罵名，在汪精衛的授意下，立即於香港成立了“國際編譯社”和蔚蘭書店，與周佛海的宣傳遙相呼應。同年12月，汪精衛由重慶逃到河內，草就響應日本近衛首相招降聲明的電稿，交陳公博等帶往香港，由林柏生在報上公開發表。12月29日，林柏生以醒目的標題，在《南華日報》上刊載了通電全文，即臭名昭著的“豔電”，留下了千古罪證。
“豔電”稱：“……自去歲7月盧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22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幹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製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製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製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讚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
二
“豔電”刊出後，全國上下一片嘩然，罵聲此起彼伏。但林柏生仍恬不知恥，他開動了其所有的宣傳工具，通過在《南華日報》上發表社論等形式，鼓吹對日投降，為其主子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搖旗呐喊。不久，汪精衛在河內論功行賞，陳璧君、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楊思平、高宗武、曾仲鳴、林柏生等8人被封為“首義分子”，並每人發給安家費港幣5萬元。
1939年8月，在汪偽國民黨“六大”上，作為汪精衛眼中的唯一心腹人物，林柏生被汪指定為偽“中央常務委員”、偽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第二年3月，汪偽“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汪偽傀儡政權在日本軍刀下宣告成立，林又在汪的支持下曆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行政院”宣傳部長、“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秘書長、偽“最高國防會議”委員等職，成為汪偽政權中炙手可熱的人物。為報答汪精衛的“知遇之恩”，林一就任偽行政院宣傳部長，便立即接管了淪陷區的文化宣傳機構，一手控製了淪陷區的輿論，大肆鼓吹“戰爭是國家民族毀滅的死路”，“強化中日和平軸心”，“創造建設東亞新秩序，確立永久和平”等漢奸理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更是拚命地為其日本主子效力，宣布“確立戰時文化宣傳體製，動員文化宣傳總力”，“務使思想上之決戰與武力上之決戰相互輝映”，表示“吾人之筆即吾人之槍杆”，“雖效死疆場亦所弗辭”，逐漸成為汪偽政權的“一支筆”，被人稱為“戈培爾第二”。
林柏生自被汪精衛一手提拔為偽“宣傳部”部長後，十分得意，他除了在南京有“公館”外，還在上海分設“公館”，招來一大群無恥之徒，像馮節、葉雪鬆、梁秀予、範諤之類，作為替其搖旗呐喊的走狗。汪精衛病死日本後，他又如喪考妣，在南京大哭一場，並由此獲得陳璧君的垂憐，替其向陳公博說情，派林到蚌埠做了偽安徽省的省長兼“蚌埠綏靖公署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