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啟蒙之名投奔政治懷抱
現當代文學
作者：鄧曉林
摘要：“文革”後的新時期文學以高揚人性、人情、人的尊嚴與價值而被稱為啟蒙文學。然而，它在思想資源、文學敘事及作家主體意識方麵，卻處處體現著理性的缺失和對政治權威的依附。從“啟蒙”出發，走向了“啟蒙”的反麵。
關鍵詞：新時期啟蒙文學； 政治依附 ；思想資源 ；文學敘事； 主體意識
作者簡介：鄧曉林（1989-），女，漢族，籍貫：四川成都，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 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06-0-02
“文革”結束後，伴隨著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的調整，文學界也提出了“新時期”文學的概念。在文學創作上，《傷痕》、《班主任》、《哥德巴赫的猜想》《愛是不能忘記的》、《人啊，人！》等作品，都在呼喚著人情、人性、人的尊嚴與價值，表現出強烈的啟蒙意識。因此，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新時期文學思潮被視為繼五四之後的第二次啟蒙文學高潮。
什麼是“啟蒙”？“啟蒙”，英文為“enlightenment”，是照亮、點燃的意思。康德為“啟蒙”下的定義是：“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而他所說的“不成熟”，指的則是我們意誌的特定狀態，這種狀態使我們在需要運用理性的領域裏，卻接受了他人權威的引導。即我們必須要用理性去反對權威，保持獨立意誌，而任何對權威的依附都必然走向啟蒙的反麵。以此為視角，我們發現以“啟蒙”主題的“新時期”文學無論在思想資源、文學敘事還是作家主體意識方麵，都附和著政治權威，處處體現著對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認同。這種與政治權威共同度過的罕見“蜜月期”暴露出了新時期啟蒙文學理性的匱乏，從啟蒙出發，卻走向了啟蒙的對立麵。
一、用馬克思主義宣揚人道主義
新時期之初，人道主義話語在經過數十年沉寂之後艱難浮出，並成為新時期文學重要的思想資源。這既是對人道主義思想資源曆史遺產繼承的結果，也是新時期人們對備受摧殘和踐踏的人性的尊嚴與價值的呼喚。據統計，到1983年，有200多家雜誌參加人道主義的問題討論，相關文章達到600多篇。[1]盡管對人道主義的討論眾說紛紜，但人道主義的弘揚或者辨析又莫不與“回歸馬克思主義”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討論者試圖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的人道主義成分進行挖掘和還原。他們認為：長期以來，我們將馬克思主義本身蘊含的關於人的自由發展、自我意識及人性人道主義視為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加以批判，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包含著人道主義。如汝信認為“如果我們把馬克思早期的著作和他成熟期的著作做一個比較，就可以看出，人的問題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2]；俞建章在文章中提到：“今天，我們要為人道主義正名。人道主義分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而共產主義人道主義就是最徹底、最革命的人道主義”[3]；朱光潛也認為“馬克思不但沒有否定過人道主義，而且把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統一看做是真正共產主義的表現”[4]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人道主義，源於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一種思想體係。提倡關懷人，尊重人，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主張人格平等，互相尊重。作為一種思想體係，人道主義來源於西方資產階級社會，但是尊重人、關懷人，把人當人看的人道主義內涵本身是沒有姓“社”還是姓“資”的區別的。新時期所高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尋求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統一的論述暴露出了啟蒙知識分子一體化思維模式的慣性和尋求政治合法性庇護的企圖。而在啟蒙思想的探討和啟蒙主義精神的發揚過程中，如果始終不能繞開馬克思主義這一意識形態思想前提，關於人道主義的矛盾也就永遠糾纏不清，而啟蒙精神的深化也就必然受到無形的拘禁和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