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搖籃：戰時兒童保育院
特別策劃
作者：蔣維彥
編者按
大家熟知“六一”國際兒童節，也許還有人能說出11月20日是國際兒童日，但鮮少有人知道4月第4個星期日是世界兒童日。現如今人們對於兒童的關心，不僅反映在眾多的節日上，更表現在對兒童身心健康方方麵麵的關懷。
但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眾多兒童流離失所，連吃穿都無著，處境堪憂。在此特殊的艱難環境中，為救助難童而成立的“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及其在各地建立的保育院，以及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發揮了微薄但卻影響深遠的作用……
為挽救難童 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了全麵侵略戰爭。很快，東北、華北淪陷後，上海、南京相繼失守，戰火從白山黑水和中原大地燃燒到了長江流域。自此，中華民族瀕臨危亡境地，屍橫遍野，難民如潮。而在戰爭中失去父母的兒童處境尤為悲慘，他們或死於敵人的炮火下，或倒在饑餓貧病的逃難途中，更有一批兒童被日軍掠走，施以殖民奴化教育，以達到亡國滅種的目的。
如此危急關頭，為救助和教養民族未來，中共中央長江局及其領導下的婦委，特別是鄧穎超、廖似光等在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首先通過抗日救國會的中共黨員安娥、曹孟君、徐鏡平、杜君慧，以及沈茲九、劉清揚（早期共產黨員，時已脫黨）等進步力量奔走動員，為拯救難童積極行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響應。1938年初，戰時兒童保育會籌備會在漢口成立，公推李德全（馮玉祥夫人）為主任。為了更順利地開展工作，正如廖似光所說：“我們請宋美齡、李德全及各界進步女士，包括基督教青年會；尤其是鄧穎超更是親自邀請史良、沈茲九、劉清揚去懇請宋美齡來主持保育會。得她首肯，並將保育會置於她領導的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後稱“新生活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宋係該會的指導長）。”於是，兒童保育會的正式名稱即為“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戰時兒童保育會”，一般通稱為“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
在廣泛動員、充分醞釀之後，3月10日，保育會在漢口聖羅以女子中學舉行會議，選舉出包括國共兩黨和無黨派人士在內的56名理事，宣告保育會正式成立。會上，宋美齡約見了鄧穎超，表達了“真誠合作，全力搶救難童”的共識和決心。緊接著，13日，保育會召開第一次理事會，選出17名常務理事，5名候補常務理事。在9月的常務理事會上，宋美齡被推選為理事長，李德全為副理事長，鄧穎超任保育會主任，陳紀彝任秘書。隨後，宋美齡為適應保育工作，還調整了指導會，配備了張藹真為總幹事，陳紀彝（中共黨員）為副總幹事兼保育組長。至此，保育組織體係趨於完善。為擴大影響、推動工作，保育會還廣泛邀請各黨政軍機構長官、各界知名人士擔任名譽理事，從蔣介石、毛澤東，到胡適、老舍都是該會的名譽理事。正如鄧穎超所指出的：“戰時兒童保育會是由共產黨提倡發起的。保育會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也包括個別的國民黨員。戰時兒童保育會可以說是我們搶救戰時兒童工作時首先出現的各界婦女聯合戰線。”當時，大家都興致高昂，安娥、張曙還分別作詞譜曲，創作了《戰時兒童保育院院歌》。然而，不久因戰局危急，保育工作尚未全麵展開，就不得不於1938年10月隨國民政府遷移到了重慶。
戰時兒童保育會的當務之急
保育會日常工作的開展，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中共中央根據形勢變化，撤銷長江局，成立南方局）婦委，特別是鄧穎超等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那時的當務之急：一是籌集經費；二是搶救難童（包括內遷）；三是後方保育工作。為此，鄧穎超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國難當頭，靠國民政府撥款確有困難，隻有依賴民力來解決。為動員捐款，在保育會成員的努力下，特別是在馮玉祥、黃琪翔等將軍家人李德全、馮弗伐、郭秀儀等的奔走和宋美齡的帶頭捐助下，一月之間募集善款近10萬元，其中，宋美齡帶頭捐助英鎊10鎊、美元15元、現款26389.63元。這些籌款為戰時兒童保育事業的開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為搶救難童，保育會先後派出兩路人馬北上，在戰線上進行搶救。一路是曹孟君（中共黨員）帶隊到徐州台兒莊一帶；另一路是唐國楨、徐鏡平（中共黨員）到鄭州、開封一帶。他們先後收容難童550多名，撤到漢口送交臨時保育院（原同仁醫院）。為轉移武漢難童，1938年6月，保育會派方雪瓊、徐鏡平負責在宜昌設立了難童接待站，有效地將漢口和長沙、襄樊等地的1500多名難童轉送到重慶及其附近地區。1939年初，日軍向鄂西進攻，均縣保育院經院長羅叔章向保育總會請示後，率領該院500多名難童撤到重慶，後轉移落腳到了江北縣大田坎。1944年湘桂戰役中，又進行了香港、湖南、江西、廣東、廣西、貴州等地兒童的大撤退、大轉移。每次轉移中，上有敵機，下有山隔水阻，其跋涉之艱難可想而知。但終有成千上萬的難童得到了搶救，而免於日寇戰火的蹂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