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潔琪張進
9月8日，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大六院）多功能廳。
這一天，是北大六院抑鬱症自助團體成立五周年紀念日。一間小小的會議室，坐滿了約20個患者和家屬。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痛苦各異，但都源於抑鬱症。
這個組織的創辦者之一、患病20多年的武利國，布置會場時，在牆壁上貼上自己寫的五個字--“心靈的故鄉”。
好幾個參加活動的患者說，這五個字說出了他們內心的感受。
心靈的故鄉
“自助團體的作用就是幫助別人和接受幫助。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能得到快樂，有助於康複。”這個團體的組織者之一、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對財新記者說，“實踐證明，這樣的康複形式確實很有效。”
2007年，在醫院住院的一些抑鬱症患者對王希林說，希望病友們出院後仍能保持聯係。疾病的共性使患者彼此間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和鼓勵。於是，王希林向院方申請了一個房間，作為活動場地。患者和家屬每月舉辦活動，互相交流治療和康複的經驗，有時還組織唱歌、逛公園等娛樂活動。
她還對家屬進行健康教育，幫助他們認識到，疾病使患者的主觀感受發生了變化，使患者消極、倦怠、悲觀或容易煩躁，這些都是能夠通過治療糾正的。而家屬的接納和理解，對於病人的康複非常重要。
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也說，家屬單獨和醫生交流，非常必要。家屬對抑鬱症多了解一些，對患者的照顧就更周到一些。
患者李香（化名）對此有切身體會。她是雙相抑鬱障礙患者，既有抑鬱，又有躁狂。抑鬱的時候，消極，悲觀，不願意幹任何事，甚至一夏天都沒洗澡。“你整個人都餿了。”丈夫這樣抱怨。躁狂的時候，動輒發脾氣。丈夫說她沒修養，性格有問題。
“不過，我知道，我是病了。”李香說，“沒有經曆過抑鬱症的家裏人，是無法理解的。”
王希林說，不要對病人進行道德指責，或者用社會標準去要求他們。來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對患者傷害更大。患者對外人的不理解和偏見相對容易承受，但難以麵對家人的誤解和失望。有一個自殺未遂的患者述說，就因為家庭導致了她的絕望。
患者梁向陽的故事，就屬於此類。
2006年，她被診斷出患有抑鬱症，醫生建議住院治療。可是丈夫認為，這是她思想和意誌力有問題，住院服藥不管用。最後，還是她父親出麵，她終於得以住院，病情得到了控製。
後來，康複過程中，丈夫仍然不願意承認她有病。當她陷於悲觀消極時，他就會說：“現在日子過得這麼好，你怎麼會得這種病？”冷漠讓她逃避家庭。最絕望時，她伸手摸家裏的電源，想一死了之。
她回憶說，當時，她就是賭氣，要死在家裏，讓丈夫知道，這是他不理解的後果。
自殺未遂，她的左手中指留下永久的傷疤。她丈夫不願意陪她去醫院，認為這是她自找的。
後來，她把抑鬱症知識小冊子拿回家，也沒有人願意去翻一翻。
2007年，梁向陽參加了北大六醫院的抑鬱症自助團體。在那裏，她和其他抑鬱症患者交流經驗和知識，有的還成為好友。她逐漸對自助團有了歸屬感，那是她最重要的康複支持。
“就像心靈的故鄉，離不開了。”梁向陽說。
“你是病了，不是錯了”
“傾聽，是多麼重要！”自助團體的另一位患者周新萍說，她至今無法忘記前夫那張幾乎扭曲、憤怒的麵孔。他摔東西，大聲喊：“你別說了，別說了，你說那麼多，我實在受不了！”
可是，當年在病態中，她就是要通過反複地說，來宣泄內心的抑鬱。她當初犯病，是因為工作單位人際關係不好。回到家，覺得丈夫是自己最親的人，便習慣性向他訴說。
但丈夫不能理解。她的病情反複發作，後來她丈夫提出離婚。如今，離婚已經6年的她，內心還是想念前夫，盡管並不能從他那裏得到關懷。
“耐心傾聽患者的自動述說，使患者感到有人正在關心和理解他。傾聽是所有心理治療的前提。”中華醫學會主編的《抑鬱障礙防治指南》認為，支持性心理治療是抑鬱症治療和康複的主要手段。常用的技術是傾聽、解釋、指導、疏泄、保證、鼓勵和支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