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創作前後期賦的數量變化原因探究
文學研究
作者：孫暢
摘 要：本文圍繞建安七子的到來與離世、隱含讀者曹操的去世、曹植心態的成熟與對政治的強烈訴求和賦體自身的發展對曹植前後期賦數量的變化做了闡釋。建安七子對於賦的喜愛對曹植前期的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而年輕時的曹植一直想要從父親那裏獲得認可，因此以最能顯露文采的賦來博取父親的寵愛；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兄曹丕登位，曹植的命運發生了極大轉變，這也影響著他創作後期的文體選擇；此外，曹植所處的建安時期賦的發展趨勢，尤其是詩賦之間的互相影響，也使其在文體選擇上有了更大的空間，賦的創作因此遭到擠壓。
關鍵詞：建安七子 曹操逝世 前後期心態 賦體發展一、建安七子的到來與離世
建安七子對曹植前期的賦作全盛有著很大影響。
建安七子中生年最早的是孔融，為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最晚的應瑒和劉楨則生於漢靈帝喜平四年（公元175年）。他們與曹植在年齡上相差了幾十歲，離漢室一統的年代也更加接近，因此他們的創作即使在後期有了許多創新（如陳琳《飲馬長城窟行》、王粲《七哀詩》等），但依然籠罩在漢賦的影響之下。盡管“自東漢中後期開始，文人在創作中也愈益重視了文學的慰誌抒情和自娛的功能和特征”，[1]201-202 但由於亂之之中他們在政治上對曹氏的依附，這些作家（孔融除外）仍舊將賦視為一種可以上虞君主、下騁文思的文體。七子所作之賦，體裁眾多，其核心目的往往還是逢迎曹氏政權。
以田獵體裁為例，這一時期建安諸子常常與曹氏家族出城遊獵，留下不少記錄這一事件的作品。如：“《古文苑》卷七王粲《羽獵賦》章譙注引摯虞《文章流別論》：‘建安中，魏文帝從魏武帝出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瑒、劉禎並作。琳為《武獵》，粲為《羽獵》，瑒為《西狩》，楨為《大閱》。’”[1]230-231曹丕熱愛文學，他更知陳琳等人皆為賦中高手，因此這樣的“命題式作文”在這一時期為數不少。
曹植的前期創作生涯就是浸浴在這樣一個後漢文人團體之中，出則隨父兄宴獵征討，入則與知己答問勸解，故而創作多用賦體。如曹植的《迷迭香賦》《鸚鵡賦》等，當時曹丕、王粲等人都有同題之作，應該是眾人為競文采，同時寫就的；再如曹植的《酒賦》，王粲亦有一篇思想相近的《酒賦》，“蓋二人在禁酒令頒布之際同題所作”，[2]《神龜賦》也有陳琳與之唱和。
可以說，曹氏一族對於建安七子的青睞，使其得以在亂世中求得一份安定，徜徉文學之林，為後世文學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反過來，建安七子對於三曹，尤其是曹植的文學創作，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然而曹植與這七子中間畢竟橫亙著年齡的差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一場瘟疫奪走了七子中的四子的生命（陳琳、徐幹、應瑒、劉楨），再加上已死的孔融、阮瑀、王粲，七子一時盡沒。失去了“筆友”的曹植在創作上的轉變是比較明顯的，即使作賦也是孤篇，少有應和，興致不複從前。
因此建安七子的到來，可說對曹植前期的賦作有著啟迪性的作用，也正是七子的隕落，客觀上促進了曹植的創作文體進一步轉型、拓寬。
二、隱含讀者曹操的逝世
曹植前期的文學作品大多含有一個隱含的讀者，即其父曹操。在曹操的眾多兒子中，曹植本不是最受重視的，論才華曹操最青睞幼子曹衝，論輩分曹丕作為長子始終是焦點人物。然而登臨銅雀台時的一首《登台賦》讓曹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寵愛，《三國誌·陳思王傳》中記載：“時鄴銅雀台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台，使各為賦。植援筆立就，可觀。太祖甚異之。”[3]89-90曹操因為欣賞曹植的才華，兩年後封其為臨淄侯，又令其代替曹丕守鄴，已然將其視為儲位的不二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