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建安七子詩歌的悲劇意識
文藝理論
作者：李金梅
摘 要：建安七子所處的是一個悲劇時代，社會極其動蕩不安，麵對滿目瘡痍的社會現狀和自身境遇的不堪，他們是哀情滿懷的，反映在七子作品中則是以悲痛感傷為基調，但他們的詩歌並不僅僅是病態的哀吟。他們用儒家憂生憂世的精神作為立身處世之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將內心鬱積的悲情化作慷慨的高唱，因而他們的作品中蘊含著濃厚的悲劇意識。
關鍵詞：建安七子 悲劇意識 憂生之懷 憂世之情“建安七子”是東漢末年建安時期的七位著名詩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的合稱。建安時期，正統的儒學思想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和挑戰，但其仍然在文士心中占據主導地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依然是當時文人們的心靈依托，而憂生之情和憂世之懷無疑是儒家思想悲劇意識的基礎。建安七子都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中成長，作為儒家思想的積極踐行者，他們一直以儒家的行事準則要求著自己，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深刻的憂患意識讓他們既意識到個體生命的短暫而產生憂生之嗟，又將自己建功立業的濟世之心融入憂世之懷的感歎，因而他們的作品自然地體現出了濃重的悲劇意識。
一
魯迅先生曾經說魏晉時期是文學自覺的時期，而文學的自覺源自人的覺醒。麵對著無序的社會現實，覺醒的文人必然會在深沉的憂患意識中煎熬。有感於人的生命脆弱和短暫，七子作品中多滲透著人生苦短的哀歎和老之將至的悲劇意識。建安時代的詩歌創作之所以整體呈現出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可以說絕大成程度上是建安詩人憂生憂患的悲劇意識激發而為的。
曹丕在《與吳質書》中道：“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一時俱逝去，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對自身生命高度的認識和敏感，人生短暫的悲劇感滲透入感時傷世的文人內心。七子對時光飄忽和人生短暫的哀歎體現在作品中即表達了懼死憂生的悲劇意識。“白發隨櫛墜，未寒思厚衣”（《老人詩》）（本文所引建安七子詩句均出自俞紹初先生輯校版《建安七子集》，下文不悉數列出）是阮瑀對生命的憂歎。對於人生命悠忽易逝的悲劇意識又見於阮瑀“為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低昂悠忽去，炯若風中燭”（失題詩）等詩句中。佳木凋零的自然之景使陳琳聯發出了憂生之嗟：“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遊覽》二首其二）孔融鬱積著維護漢廷之心有“人生有何嚐，但患年歲暮”（《雜詩》二首其一）的憂患意識，意識到更深為可哀的是“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雜詩》二首其二）。應瑒苦歎“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別詩》），內心無所為寄的憂慮使悲劇之情油然而生。
二
建安七子所經曆的苦難和悲痛無不促使他們對人生存的困境和生命的無常進行深刻的思考。但建安七子對於世積離亂、風衰俗怨的筆觸並非是對於生命脆弱、人生苦短的頹靡的情緒，而是“怨成梗概”，以致建安七子的創作“誌深而筆長”。
現實的殘酷激發了建安七子作為政治知識分子的熱情，他們的個性覺醒並未停留在對自身生存困境的悲歎，在表現百姓的生活困境的作品中，他們鬱積內心的悲劇意識進一步激發為憂國憂民的憂世之情。王粲的詩文多涉及民生疾苦，在《贈士孫文始》中有“天降喪亂，靡國不夷”的歎息。在《七哀詩》中王粲還用現實主義的筆觸描寫了社會的混亂和百姓潦倒不堪的生活困境。出門即白骨的恐怖景象觸目驚心地展現了戰亂的殘酷。戰爭的殘酷也割裂了人間的溫情，出現了饑婦人將嗷嗷待哺的孩子拋棄雜草間這樣淒慘的事件。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以對話展開敘事：“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戰亂導致的社會倫理道德崩塌，在孤兒的敘述中那個民不聊生的現實被深刻揭示，作者內心深沉的悲痛化作筆端濃鬱的悲劇意識，給人以震撼力。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通過城卒和其妻的對話反映了那個時代征戰不休和連年徭役給老百姓生活帶來的痛苦，“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深刻地揭露了無休止的徭役造成的深重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