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服與反抗
文藝理論
作者：徐慶莉
摘 要：托妮·莫裏森早期兩部作品《最藍的眼睛》和《秀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在主流意識形態的侵蝕下，弱勢群體主體性的喪失及反抗的艱難。本文擬從福柯的微觀權力視角出發，分析這兩部作品中所蘊含的權力機製：首先，命名權、區隔權和話語霸權實現了對他者的權力，弱勢群體由此遭遇客體化和邊緣化；其次，規訓權力意圖消滅差異而建立同一性，與後現代語境產生衝突和抵觸，進一步探究種種社會矛盾和衝突背後的權力運作。
關鍵詞：托妮·莫裏森 《最藍的眼睛》 《秀拉》 福柯 微觀權力托妮·莫裏森（Toni Morrison， 1931—）於1993年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女作家，她的作品一經出版，便獲得無數讀者的喜愛和追捧，並受到國內外評論界的廣泛關注。莫裏森早期創作的兩部作品，《最藍的眼睛》和《秀拉》一直被稱為姐妹篇，國內外學者對這兩部作品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最藍的眼睛》的研究主要集中於種族歧視、黑白文化衝突及小說的創作藝術上。就種族文化而言，謝群分析了“黑人在長期種族歧視下價值觀與審美觀發生變異的過程以及這種變異對黑人造成的精神折磨和心理變態”；[1]王守仁則不僅強調了“白人文化意識價值觀念對黑人產生的負麵影響”，而且也探討了“抵抗白人文化衝擊，保留住黑人文化的途徑”。[2]就創作藝術而言，章汝雯從小說中的過度詞化、前台化等寫作手法入手，總結出小說中蘊含的三種不同話語結構；[3]而楊仁敬則從讀者反應論的角度出發，讚賞了莫裏森的獨具匠心，將讀者視為文本整體的一部分。[4]此外，學者也紛紛嚐試用不同的視角來進行解讀，如艾米·庫伯曼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種族歧視下的精神殖民。在《亂倫、拋棄、精神殖民——論托妮·莫裏森的〈最藍的眼睛〉和莎妮·穆圖的〈仙人掌夜間開花〉》一文中，通過凱麗·奧利弗的“精神空間殖民理論”向讀者揭示如果沒有積極的空間意識，種族壓迫和性暴力的受害者們會時刻感到自己被拋棄。[5]國內外對《秀拉》的研究，早期多集中在女性主義、黑人女性的自我追尋及人物形象分析上。近年來，學者們更多地開始關注小說中的美學和獨特的敘事技巧、社會家庭對女性性格的影響、女性暴力、生物政治及心理分析等方麵。在《秀拉對精神分析的玩笑》一文中，詹妮弗·亨頓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視角來解讀小說，重點分析了小說中人物的自我缺失、玩笑幽默的使用以及異性戀的描寫。[6]
本文擬從微觀權力角度出發，以福柯的微觀權力理論為引導，分析在這兩部作品中，主流社會是如何通過種種權力技術手段對弱勢群體進行控製和影響，而覺醒的部分弱勢群體又是如何對權力的壓迫進行反抗。
一、屈服——悲劇的他者
法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福柯指出，權力無處不在。現實的人，無一例外地生活於權力的網絡中。在傳統西方社會，白人文化是主流意識形態，體現著權力支配關係。莫裏森在《最藍的眼睛》中將這種權力關係體現得淋漓盡致。通過福柯的微觀權力理論對《最藍的眼睛》進行解讀，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充斥著文化霸權的西方社會中，黑人始終處於他者地位，主流社會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權力機製的運作對黑人群體進行全方位的壓迫，使他們一步步地失去生存空間，走向社會的最邊緣地帶。
佩考拉以瘋癲為結局的悲慘命運不禁讓人們為之扼腕歎息，同時也讓人們思考造成她悲劇命運的根源。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白人的霸權對黑人群體的統治，通過對他者的權力來壓迫和奴役處於弱勢地位的黑人們。佩考拉在生活中處處遭受來自對他者的權力的壓抑。首先，佩考拉遭遇了命名權給她帶來的痛苦和羞辱。一天放學後，她被一群黑人男孩圍住，取笑她是個“黑鬼”，她的父親是個“睡覺不穿衣服的黑鬼”；在被朱尼爾戲弄後，傑娜坦又對她進行了一番辱罵，稱她是“你個肮髒的小黑婊子”。[7]這兩次通過命名的方式對其進行羞辱的經曆，讓佩考拉傷心不已，同時也讓她更加堅信自己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因為膚色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