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每個人都應懺悔
閱讀
莫言一向是狂歡慣了的，筆下塗滿大紅大綠大喜大悲大仇大恨。這一次，他卻老老實實用最傳統的方式寫出長篇小說《蛙》，以書信體形式向眾人講述在農村做婦科醫生和計劃生育工作者的“姑姑”大半輩子的際遇。
“姑姑”在50年代國家鼓勵生育的時候被奉為天神，走到哪兒都帶去生命和歡笑；60年代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口號後，她到處宣講結紮帶環，威信已有所下降；到“一對夫妻一個孩”政策提出之後，堅定信奉國家政策的“姑姑”，霎時從送子娘娘變成嚴厲追查超生的瘟神。不論實際情況如何，隻要屬於超生的孕婦一律追回來送上手術台……
她甚至發明出許多天才的創造，一家偷偷超生就帶人扒掉其鄰居的房子，損失全由超生家庭負擔，以此集合眾人的力量逼迫違反政策者就範。她又不惜“千裏追凶”，開著機動船在河麵上攔截，船上的高音喇叭威嚴廣播著最新政策，她凜然立在船頭，對河裏鳧水潛逃的孕婦大喝：“你能一直遊到東海去嗎？”
莫言要以這樣一個基層工作者在共和國生育史中的波折經曆，描述出中國為控製人口增長所走過的艱辛道路。
“計劃生育這個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也涉及中國文化傳統裏麵最古老最保守的一塊。”莫言說，“它將觸及千千萬萬人靈魂深處最痛楚的地方。”
個人之痛也是國家之痛
靈子：小說裏很多情節非常殘酷，“姑姑”為了落實計劃生育政策，扒房子砍樹，強製實行流產，甚至多次害得母子雙亡……
莫言：現實比小說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已經手下留情了。當時農村流傳的口號是“喝農藥不奪瓶，想上吊遞根繩”，不惜一切代價把計劃生育政策搞下去。他們宣稱，隻要沒出“鍋門”就是一塊肉，出了“鍋門”才是一條命，所以在孩子沒出來前就有足夠的理由做掉。
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是在1978年之後的兩三年，改革開放一開始，計劃經濟解體，計劃生育政策就失去了它的控製力。人民公社時期老百姓被緊緊捆綁在土地上，連探親都要大隊開介紹信，不然出去就是盲流。但改革開放之後流動變成合法的，農民可以跑到新疆、內蒙去生孩子，這個時候“姑姑”這樣的基層工作者與村民們的鬥爭就更加複雜曲折。
靈子：寫到現在的生活，你既寫到替人代孕等荒誕的社會現實，又理想化地讓“姑姑”與泥塑藝人結合，將以前流產掉的孩子按照想象的麵貌捏成泥人，以此換取心靈的解脫。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安排？
莫言：現在是一片亂象。計劃生育政策依然存在，但生育實際上已經放開了。現在真正不敢生的也就是城市裏麵無職無權又無錢的小公務員，最窮的和最富的都已經沒法控製。農民反正沒有錢，不怕罰，不讓落戶口就不落。80年代那批黑孩兒，到了90年代第四次普查人口不是全落下了嗎，不能不讓他上學啊。富人呢，不在乎罰款。我前幾天看到新聞說浙江一個農民超生，罰款82萬，第二天就背著100萬過去了。當官的也都在偷著生，“包二奶”、“包三奶”，或者走後門找關係。現在到北京天通苑北邊的豪華小區裏去看，哪家是一個孩子？
麵對這樣的情況，“姑姑”這樣的人心裏是怎麼想？他們過去拿生命捍衛的很多東西突然變得一錢不值了。早知道這樣，當時為什麼要毀掉別人的生命？所以她懺悔，否定自己當初的行為。“姑姑”的懺悔也應該是我們這一代每個人的懺悔。固然看起來這個政策是國家製定，但真正落實到每一個婦女身上，每一個要墮胎的孕婦身上時，無數的丈夫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靈子：你也是奉行計劃生育的丈夫和父親，你也在為此懺悔？
莫言：我們這一代人都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如果沒有這個政策，我們肯定不止一個孩子。現在漸漸步入晚年，確實覺得一個孩子少了，而且對過去的很多行為覺得後悔。
那時候罰款不是最主要的問題，關鍵在於超生會開除公職、開除黨籍，這是很可怕的，尤其我那個時侯在軍隊裏已經提幹了。當時全軍這麼大一個軍職單位，隻有一例超生的，原來是營職，一下子降到了排職。我當時才是連職，一降就降回農村了。
妻子懷孕又流產，我這個年齡的人幾乎都有這樣痛苦的經曆。所以我這部小說雖然是從我個人的痛苦出發，實際上涉及到千百萬人的痛苦。個人之痛就是人民之痛，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國家的痛。國家要實行這個政策也是忍痛含淚，因為不得不實行，不控製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