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創傷經曆敘述中的文學治療
文化藝術
作者：平原春
本意指外部損傷的“創傷”在心理學領域用來指某一外在事件或身體傷害引起的對個體內心的影響。弗洛伊德認為：“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1]
“創傷”理論首先由美國學者凱西·卡魯斯於1996年在《沉默的經驗》中提出。她認為人們對災難事件的反應也許不一定出現在災難發生的當時，通常會推遲出現，並反複出現幻覺，無法控製。“創傷是一種破壞性的經曆，這個經曆與自我發生了分離，造成了生存困境；它造成的影響是延後的，但影響的控製是很艱難的，或許是永遠不可能完全控製的。”[2]
美國華裔文學的新生代作家伍慧明在處女作《骨》中通過大女兒萊拉的敘述講述了一個美國華裔家庭三代人的創傷性的體驗。
一、梁爺爺和“契書兒子”裏昂 梁爺爺作為第一代移民到美國從事底層的重體力勞動者，一輩子未能娶妻生子，是華埠單身漢的其中一員，集體心理創傷、民族創傷和文化創傷都在其群體中呈現。對曆史和傳統的堅持和對根的固守使其靠一紙契書“買”到了“兒子”裏昂，希望裏昂能在他百年後將骨灰送回故裏。作為“契書兒子”卻沒有兌現他對梁爺爺將其遺骨送回中國入土為安的許諾，裏昂認為災難就始於此。“裏昂給了那些遺骨力量。他相信它們是導致安娜死的不吉祥的東西。”[3]裏昂處理問題的方法是埋怨、嘮叨、喝酒和逃離，先是指責他以前的老板、所有以前出賣過他的工友等等，最後開始埋怨美國，美國給了他很多美麗的許諾，然後又一一把它們打碎。
二、二女兒安娜
翁家騙走了梁家的投資，兩家關係破裂，在女兒中與父親關係最好又與斯瓦爾多.翁戀愛熱戀的安娜成為父親發怒的對象，強行被要求和戀人分開而自殺。安娜的自殺是創傷性的中心事件，這個創傷成為文本和創傷敘事。
“骨”的主要意象明顯地指涉安娜自殺時碎裂的骨骼。屍體摔得很破碎，現實中“所以火化的費用會很高”，隱喻著在所有親人心裏的“火化”則需要更高昂的精神代價。自殺是災難的開始，梁家每個人都陷於個人心理創傷後的自責與憤怒之中，無論是失去親人的悲痛抑或是無法繼續鼓起生活勇氣的消沉都是伍慧明希望關注的內容，她以大女兒萊拉的第一人稱敘述，采用了多層次與意識融合的非線性方式敘述了一個美國華裔家庭三代人的創傷及創傷性的體驗。“安娜死後，裏昂和媽的心就像在哭嚎。我覺得自己被夾在了他過分的孤獨和她無盡的悔恨之間。”[4]
而安娜的命運也似乎被神秘地預示，一家人唯一一次去給梁爺爺掃墓拍出的“整整三十六張的膠卷卻隻照成了一張。那張是安娜的。”[5] “安娜帶有宿命論性質的命運似乎昭示了她的力量是微弱的隻能以為死者守靈的方式來為爺爺安魂，為父親抵過。”[6]“父親的過失”在此演變為代際間創傷的文化轉譯的具化，所以在安娜死後他堅持要尋回梁爺爺的骨灰。
三、母親
安娜母親覺得這是她的錯誤， 不該選擇傅裏滿，還有她和湯米.洪多年未了斷的婚外情，她認為所有的厄運都是從她開始的：媽和裏昂結婚是為了掩蓋被傅裏滿拋棄的恥辱、為了取得綠卡； 而裏昂娶媽的原因是因為吃怕了單身公寓裏廚子克羅尼做的飯菜。結婚成為了生存的工具。“他們的婚姻就像服苦役一般——是兩個人一起服苦役。”[7]婚姻的不幸又導致了母親和湯米.洪畸形的婚外戀，活著的尊嚴對他們而言不可企及。
母親把安娜的骨灰從壁爐架上拿下來放到了做衣服的桌子上，然後又放在了電視機上。“我不知道她到底想做什麼，好像在盡力找一個合適的位置。但根本就沒有一個合適的地方。”[8]壁爐架上這個位置類似於中國舊時家裏的供桌，通常用來供奉祖先的靈位或遺照，安娜是小輩，且是自殺而亡，顯然不適合放在那裏；做衣服的桌子對媽而言是現實中謀生的工作台，將內心中不能忘記的傷痛呈現眼前勢必會影響到操作；沉痛的創傷與電視節目帶來的娛樂和消遣又不相時宜，安娜的骨灰“無處安放”，顯示了媽思想迷茫和精神痛苦，無法麵對創傷，潛意識的產生是“創傷的執著”。衣廠女工們知道怎樣帶走媽心中的悲傷，“她們對度過這艱難時刻所需的一切儀式都很熟悉”，可見如此創傷並非局限於某個特定家庭，早期華裔移民整個群體對於創傷的堅毅忍受和艱難突圍已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