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
春節之後，我依然早早地回到了北京。我覺得春節差不多已經成了我最痛恨的一個節日了。
我從小就不怎麼喜歡過年，因每次回老家，我一定會被拿來跟我那品學兼優的堂姐比較——她倒是很享受對我進行躬身教育的過程。因而對那時的我來說，春節唯一的樂趣，隻有可以收到壓歲錢這一件事而已。而後等到這件事也不複存在的時候，這個節日於我而言就隻剩下煎熬了。
臘月26那天，我和父母大吵了一架。那時，媽媽正在做年糕，一邊跟爸爸談論著給領導送什麼禮，而我正在努力集中精神看著導師發過來的論文修改意見，每個人都被這忙忙碌碌的年關擾的有些心煩。後來不知基於什麼契機和緣由，爸媽又跟我聊起了工作的事，他們說今年的金融危機這麼嚴重，就業形勢不容樂觀，你下半年還是回來考市裏的公務員吧。我沒理會，因這已是他們第四次跟我說起這件事，我已經懶得再把自己的立場重申一遍了。他們見我不做聲，便又語重心長地說起了金融危機和就業形勢。
我忘了我是在第幾分鍾失去耐心的——我大概是由於對導師過於嚴苛的修改意見感到煩躁也說不定。我就那樣在一個他們沒有料想到的時刻把自己積鬱已久的情緒全都發泄了出來。我說，誰會回來這種破地方啊？誰會像你們那樣在一間15平米的辦公室裏窩一輩子啊？他們不可置信地看著我，而後便怒不可遏地對我大聲斥責了起來。我也衝他們喊。我們在激烈爭辯的時候並沒有完全聽清對方在說什麼，就這樣歇斯底裏地吵了一會兒，我便在他們麵前摔門而出。
不過我並沒有在外麵待很久，那天晚上我就回家了，因我在這個城市裏也沒有別的去處。我回去之後，爸媽沒再跟我說起之前的事，或者任何事。氣氛直到除夕那天也仍舊是緊張的。
幸而老家的團圓氛圍多少衝淡了一些我們心中的不快。除夕晚上，我平生第一次看完了整台春晚，居然沒有覺得特別無聊。晚會後，我和幾個堂兄堂弟一起出去放了煙花，回來的時候已經一點多了，草草地洗漱了一下就去客房睡了。
臨睡前瞥了眼手機，有幾通未接來電，大都是夏安和唐文心她們的。還有一通，是楊康的。即便在通訊錄裏刪掉了他的名字，我發現自己也仍舊記得這個號碼。坦白說，那天之後，我其實還是有一點希望他能打電話或者發短信給我的。我並不是仍對他懷有什麼幻想和期待，而是，他哪怕一點點的在意和挽留，都能滿足我那可悲的虛榮心——那半年都隻是我一廂情願這個事實讓我覺得無比的泄氣。
我是在大年初四回的北京，我已經受夠了家裏那種沮喪壓抑的氣氛。臨走那天被堂姐家的小外甥抹了一身的油彩，堂姐象征性地教訓了他幾句，便跟我說起了小祖宗最近在上的那個少兒美術班。她告訴我那裏的老師說她家兒子很有藝術天分。我心說：你大爺的。
立春那天下了一場雪，我去參加了一個傳媒公司的麵試。
那天早上，我6點半就起床了，早餐隻吃了兩片吐司。出門的時候夏安在床上含混不清地跟我說了句“好運”。我興許真的需要一些好運了，我心想。
我總覺得，自從去年冬天開始，我就陷進了一個可怕的泥潭裏。我以為是季節的原因，孰料直到春天來臨時，我的生活也依舊像這場早春的大雪或者此刻我腳下的感覺一樣，濕漉漉的，黏糊糊的，讓我心情陰鬱，停滯不前。
我在校門口等了20分鍾也沒有等來出租車，隻好滿心惱火地走向最近的公交站。我一向討厭公交車，若非迫不得已，我寧願走路都不會去坐公交，尤其是在這種天氣。車廂裏渾濁的空氣和乘客們腳下黑乎乎的泥水讓我煩悶不已，所以當那幾個中年婦女魯莽地將我推到一邊擠向車門口的時候，我隻差一點就失去風度罵了出來。
在這輛破舊的公交車上顛簸了將近一個小時之後，我終於來到了那家傳媒公司。讓我失望的是，他們並不像他們在招聘廣告中所聲稱的那樣高端、專業和國際化。我隻看了一眼那棟低矮灰舊的寫字樓和那個掉了一半的公司Logo便心生退意，不過，在考慮了一下我為這次麵試所忍耐的那一個小時之後，我還是推門走了進去。
麵試官是個三十四、五歲的女人，沒有化妝，臉色有些憔悴，幹枯的頭發亂糟糟地用發夾別在腦後。她穿了一身青灰色的套裝，剪裁算不上精致，裏麵搭了一件薄薄的白色吊帶背心。我一直不大理解用這種打底背心來搭配職業套裝的人，那在我看來就像內衣外穿那麼怪異。
她翻了一下我的簡曆便問我為什麼想來他們公司。我客套地答了幾句。她於是又問了幾個不明所以的問題，我也一一作答。在那之後她就突然莫名其妙地講起了自己的職業經曆。她說自己從前也在大公司工作過，來現在的這個公司是因為想要尋求職業轉型和自我突破。她說自己也是個驕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