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漫步
作者：何誌明
戴季陶（1891-1949），名傳賢，字季陶，筆名天仇，晚號孝園。原籍浙江湖州，生於四川省廣漢市。眾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隨孫中山，為國民黨元老之一，以堅定“反共”著稱。但並不為人熟知的是，戴早年卻熱衷於宣傳馬克思主義，甚至幾乎參與了中共的創建工作。那麼戴季陶究竟是如何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內“反共最早，決心最大，辦法最徹底”的人呢？
早期宣傳馬克思主義
戴季陶早年留學日本，並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並曾在廣州軍政府擔任外交部次長之職。1918年5月4日，因桂係軍閥操縱國會，孫中山受到排擠，憤然宣布辭去大元帥之職，在戴季陶的陪同下，於21日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戴到達上海後，於1918年底遇到從日本回到上海的李漢俊。李乃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他一見到戴季陶，即開始談論馬克思主義。由於戴也曾讀過相關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兩人便經常在一起聊天。當時國內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刊物為北京的《每周評論》，由新文化運動健將陳獨秀等人主編，很受讀者熱捧，戴李二人也經常閱讀。由於該刊物為北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陣地，因此，二人便商議也在上海創辦一個雜誌，名為《星期評論》。從名稱上可以看出，該雜誌有與《每周評論》遙相呼應之意。就在五四運動前後，經過孫中山的同意，戴季陶在上海與李漢俊、沈玄廬正式創辦了《星期評論》，並作為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係列刊物，由戴季陶任主編。
在擔任主編後，為了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戴季陶撰寫了不少文章，著力於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宣傳社會主義思潮，對共產主義也作了廣泛介紹。他還曾嚐試用共產主義說明中國倫理問題，稱讚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稱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的大家”、“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等，並撰文批判有人企圖壓製思想解放，說：“翻譯馬克司（思）的著作和研究馬克司批評馬克司的著作，豈是可以禁止的？又豈是能禁止的嗎？”朱執信（國民黨早期黨員）等人創辦的《建設雜誌》還陸續登載過他由日文轉譯的考茨基著《馬克思資本論解說》。
當時國內工人運動也日漸高漲，發生了著名的六三罷工（上海等地為聲援五四愛國運動而發動的大罷工），社會氣氛也隨之緊張。戴季陶針對該現象，卻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對孫中山說：六三罷工以來“工人直接參加政治社會運動的事，已經開了幕，如果有智識有學問的人不來研究這個問題，就思想上智識上來領導他們，將來漸漸地趨向到不合理不合時的一方麵去，實在是很危險的”。他認為工人運動若沒有人予以約束，將會走上製造社會動亂的道路上去。
1920年，新文化運動幹將陳獨秀到了上海。他肩負著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全國共產黨組織的使命。那時，李漢俊是陳獨秀家的常客。接著，李漢俊又將戴季陶、沈玄廬介紹給陳獨秀認識。陳獨秀本對戴季陶宣傳馬克思主義及創辦《星期評論》甚是嘉許，而戴也對陳獨秀這位新文化運動中的健將十分仰慕，兩人一見如故。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戴季陶還將自己租住的樓讓出來給陳獨秀一家居住。於是，這裏就成了陳獨秀的家，也成了《新青年》編輯部的所在地，更成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發起的誕生地。在上海的那段時光，陳、戴兩人朝夕相處，常常交流思想，關係簡直勝似親兄弟。當時陳獨秀等人已經在上海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而戴季陶的住址即團址，對外掛“外國語學校”牌子，團務由袁振英、施存統、俞秀鬆等人主持。這實際上是準共產黨小組。所以，戴季陶的家也是共產黨小組所在地。
當時蘇俄為了“輸出革命”，積極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共產國際還專門派了維經斯基（中文名為吳延康）前來指導工作。經陳獨秀介紹，戴季陶與維經斯基建立了聯係。戴季陶經常參加由陳獨秀主持、在《新青年》雜誌社舉行的座談會，他們不斷討論有關社會主義和中國社會改造等問題。為了盡快成立中共黨組織，1920年5月，陳獨秀約了戴季陶、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周佛海、楊明齋和袁振英等人，會同維經斯基到戴季陶住宅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大家經過多次商討，決定正式成立中共黨組織，商定由張繼和柏文蔚（辛亥革命後柏文蔚任安徽都督
時，陳獨秀曾任他的秘書長）牽頭。鑒於戴季陶在馬克思理論方麵的突出才能，陳獨秀等人則將黨綱的起草工作交給他。而黨綱的產生也不是戴一個人完成，而是邊討論，邊修改。
當這個《中國共產黨黨綱》起草完成後，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俞秀鬆、邵力子等人在陳獨秀家開會，討論正式成立黨組織。但戴季陶本人卻意外地缺席了這個會議。待會議快要結束後，戴季陶才姍姍來遲。當他推門進來，這些人已經將組織共產黨的事完成了，他要做的事就是點頭同意了。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戴季陶居然說：“我不能參加，隻要孫中山先生在世一天，我就決不可能參加其他的政黨。”因為憑著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大家認為誰不參加都有可能，唯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參加。所以戴此言一出，舉座皆驚，整個會場的氣氛為之凝結。
戴季陶之所以不願意加入中共黨組織，一是因為戴季陶本人逐漸與馬克思主義中的一些觀點相排斥，他並不讚成階級鬥爭，也反對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的工人運動，這使他與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二是戴季陶準備參與創建中共黨組織的事情被孫中山所知，遭到了孫的嚴厲嗬斥。因為在孫中山的眼裏，中共成員隻不過是“一班小學生”，根本無法與國民黨相提並論。在遭到孫中山的反對後，戴季陶也徹底放棄了加入中共黨組織的念頭。因此這就有了後來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在一次黨史報告中說的：“中國黨的發生是由六個人發起，陳獨秀、戴季陶……但他（戴）並沒有繼續朝前進步。”戴季陶與中共可謂失之交臂，既然同誌做不成了，那麼雙方的關係究竟有什麼樣的變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