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年代
1990年代中期，我在台灣一家電視公司任職製作人，一天接到新任務，替甫從“監察院院長”退下的陳履安，量身定做一小時的社會關懷係列節目，一周一次外景與棚內互搭，題材由我挑選好與陳履安溝通。當時他已茹素禮佛多年，並捐獻出了家產，陳履安說自己願意多了解台灣基層的聲音，於是“社會議題”、“老兵話題”、“弱勢群體”的題材也就成為節目關注的重點。
那回我安排了到“退輔會”的武陵農場探望老兵。在正式拍攝之前，需要與農場場主溝通，並去老兵家裏探訪。在我先期來到農場選擇主持人的定位時，恰巧見到許多中年女子在穿梭，於是就順口問農場場主：“這是‘收屍隊’嗎？”
有爭議的“愛情”
上世紀90年代，台灣報紙的社會新聞中出現了一批被稱作“收屍隊”的女性群體。關於這一群體的報道多是負麵，她們刻意遊走在單身垂暮、孤單無依的老兵中間。這些老兵是1949年隨蔣介石來到台灣的，他們離開故鄉時，萬萬沒有想到一去不複返，人生最後是終老南方的島嶼。1950年代，為了抑製眷屬人數的增加，減輕政府的財政困境，在“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中，當局規定所有軍官士兵在未達28歲以前不準結婚，因此大陸撤台的軍人普遍晚婚。
令人唏噓的是，很多撤台軍人隻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祿生活，沒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馬卻沒有體驗到愛情與家庭的喜悅。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單寂寞，就從做幹女兒開始，或者說是“小伴”，用自己身體換取老兵晚年情愛，最後為老兵送終，待老兵走後，再在他們的朋友圈中，尋找下一個目標，這些女人因此被稱為“收屍隊”。
農場主聽到我用了“收屍隊”這個詞，就很正式地說：“張小姐，我知道大家對這些女人有很多意見，但是我要告訴你，這些‘榮民’伯伯背井離鄉，青春都給了國家、戰場，沒有家庭的溫暖，好不容易在他們晚年，有女人願意用身體換取他們最後的體溫，願意在他們最後幾年照顧他們，成為家人，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目的是什麼，但這些女人也讓老伯伯有了愛情；不是很好嗎？”
從農場主那裏我了解到，他們會一起搭車出去看電影，到小鎮上逛街、買衣服。老伯伯們買幾件衣服給她們，就讓彼此間有了“愛情”的感覺。
我那時還年輕，30多歲，覺得自己充滿了正義，要挑戰一切不公、不義，加上長期以來以女性主義信徒自居，對女人用身體換取金錢不以為然。有關“收屍隊”新聞看多了，更是不齒，覺得這些“幹女兒”“幹妹妹”都動機不純，加上她們多半是有組織地向獨居老兵下手，幾年後替其中之一送終，再把目標轉向老張的同鄉老王，老王死了、再找老陳……社會福利機構發現這種現象，曾一度請社工留意這些老人的交友情況，怕他們財去人亡，或是早早就被騙光財產。所以，台灣社會對於“收屍隊”向來有不同觀點。
我在拍攝專題報道時，看到有女人主動貼近、撫慰遲暮之年的老兵，替他們烹煮三餐，帶他們看醫生、掛號、拿藥，既是看護，也是情人與家人。回到電視台，我細細品味場主的話語，重新麵對自己的女性主義信條，漸漸地覺得自己很自私，年輕時對男女之間的愛與恨，總是二元分法，褪色的愛情，背叛的愛情，就是愛情的汙點，順手就“扔”了。在我早年的觀念裏，用身體換取金錢更是非道德行為，覺得這是在褻瀆神聖的情愛。有位女性長輩曾提醒我，難道老人就不需要肌膚之親嗎？他們也要情愛呀！
當局為了照顧1949年後到台灣的軍人，特別成立了“退輔會”，平日工作就是為他們服務，並在台灣各地建農場與相關企業，以便安頓他們的生活。這些農場早期以種果樹及經濟作物為主，後來多轉為休閑農場。農場中還有許多矮牆小屋，都是老“榮民”的家。
那天我們上山拍外景，陳履安住在農場的蔣介石行館，早晨陽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約我陪他四處走走。陳履安當時談興極佳，告訴我許多他的少年時光，過了一會，山上走下來幾個裹著厚外套的“榮民”，他們看見陳履安後都聚集過來，其中一位“榮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動地跪下，我呆呆地還來不及反應，陳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說：“別這樣，別這樣，生活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