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年代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說：“都這麼多年了。”
“都這麼多年了”，這句話重重地落在我心頭，看著他們佝僂的背，滿頭零亂的白發，我突然想起在他們那擁擠雜亂堆放著紙箱、破報紙的小房間裏，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爐燒菜，邊上有鍋吃了很久的燉肉，幾把早上采的青菜。後來，在剪輯室裏，我再三看著這些女人的臉，她們多不年輕，沒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們隻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嬸，在政府所謂口口聲聲照顧老“榮民”的教條中，真正陪伴著他們寂寥身心的，不就是這群女人嗎？甚至在拍攝當天，為了配合我們，這些女人還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裝。
最後的“女人香”
1960年代，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希望逐漸渺茫，軍人開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們大多收入極少、生活漂泊不定，加上語言不通、生活習性或族群等因素，願意嫁給軍人的本省籍家庭並不多，還有部分外省籍男性在過了適婚年齡後，向本省窮困家庭買“童養媳”來照顧自己。兩岸開放探親之後，不少邁入遲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夠當自己女兒或孫女的大陸配偶，或東南亞籍配偶，相伴度過晚年。
我的小學同學阿玉，在前些年也加入了“收屍隊”行列，她有過短暫婚姻，單身後在男人間“流浪”，邁入中年，仍一直單身且沒有子女，中壢老舊村裏仍有不少“榮民”老伯伯，她的一個姐妹替她介紹了一位退伍上校，平日她陪他上醫院掛號、拿藥，到銀行排隊辦事、郵局寄信，或是到市場買菜，晚上一起看電視。
阿玉對我沒有保留，她告訴我自己的生活，“有時候看這些老人推著輪椅、帶著尿袋、打麻將，吃吃家鄉菜，贏了給我幾百元吃紅”。她的“同行”姐妹們多半是來自台灣各角落的中年女子，單身離異，沒有正式工作，有些是保險公司保險員，有些是看護，有些就四處打零工。
“每個女人都有目的，隻是看誰比較有良心而已”，阿玉說有些女人，就一心一意地服侍一位終老，有些就是習慣性地腳踏三條船。“老男人談起愛情也像年輕人。”阿玉說，“其實老伯伯們一生沒有女人，沒有家的感覺，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們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麼，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為此，阿玉總覺得自己是騙子。
“有些女人還會主動給老伯伯們買偉哥，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髒病、糖尿病，食物要清淡，但卻常常給他們吃大魚大肉，不發病才怪。”對這個群體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動斷絕了和上校伯伯的聯係，悄悄地搬了家。阿玉聽人說起過，上校伯伯還到她的住處去找她，但她再也不出來見他了。
在我訪問過的女子中，有些人甚至已經有了好幾間店麵出租，當了包租婆。“她們都不用工作，也不用跑保險了！”有的“榮民”老伯伯一生單身沒有後人，臨終把所有財產送給最後的“女人香”，也心甘情願，“她願意照顧我，我很感激呀”，“過了那麼久一個人的生活，有人陪著吃香噴噴的熱菜、熱飯，才有家的感覺”，“有女人一起過，生病也有人照顧！”
負麵的現實
社會新聞中有關“收屍隊”的新聞，向來是負麵大於正麵，隨手拈來都是“收屍隊”的負麵新聞。在探訪中也從別人口中聽到過有位老伯伯洗澡，女伴去唱卡拉OK，回家時老伯伯卻凍死在浴缸裏的慘劇。
意玲曾在“退輔會”擔任課長，每年總有幾回輪班住在辦公室，我問為什麼還有公職人員得住辦公室？不是每個部門都有保安或是緊急聯絡人嗎？她說這些年老“榮民”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常因為生病、沒人照顧，在台灣沒有親人，送醫院常常得要親人簽字手術，還有許多老人選擇自殺，她們得隨時留守辦公室處理意外——多是半夜趕赴醫院，替老“榮民”處理住院、開刀事宜，甚至是送終。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