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姬》主人公太田豐太郎的矛盾心理分析
文學評論
作者：王丹
森鷗外是日本明治至大正年間的著名小說家，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與夏目漱石齊名，並同屬高踏派。在東京第一大學醫科學校畢業後，遠赴德國留學，廣泛涉獵歐洲古今名著，深受叔本華、哈德曼的唯心主義影響，哈德曼的美學思想成為他後來從事創作的理論依據。其1888年回國後創作的“留德三部曲”開啟了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的序幕，其中的《舞姬》更是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學的先驅。
《舞姬》這部小說據說是根據作者留德期間的經曆創作而成的。主人公太田豐太郎是一個留德的日本青年官吏，他因一次偶遇與柏林的窮舞女艾莉絲相識相戀。太田為了能夠重返日本任職，雖幾經猶豫，但最終拋棄了已懷身孕的艾莉絲，結果艾莉絲因過於悲傷而精神失常，釀成了愛情悲劇。小說通過大篇幅的心理與現狀描寫以及兩者之間的矛盾，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本文擬從“本我”與“超我”以及兩者的碰撞在主人公身上的體現來分析其矛盾心理。
根據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結構學說，“本我”與“超我”相克相生，這不隻是出現在某一人物身上的偶然現象，而是所有人內心世界的一種共生相。太田豐太郎內心的矛盾心理就是“本我”與“超我”的碰撞。“本我”又稱“原我”是人類本能的性的內驅力和被壓抑的無意識傾向，它追求不受任何約束的本能欲望的滿足。因此，在正常人的心理活動中，它很自然地要被壓抑、受阻止，而它的一部分由於在與慰藉的實際接觸中不斷遭到打擊而失敗，於是進行修改，而修改後的“本我”部分即成為“自我”。“自我”限製和駕駛著“本我”，以便尋求適當的時機，在現實原則基礎上使“本我”的部分要求得到滿足。“超我”則是人格結構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個體在成長過程中通過內化道德規範。本我與超我經常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中，自我在其中調節衝突。隻有當這三部分協調統一時，人們才能維持正常的精神狀態。
縱觀全文，不難發現主人公太田豐太郎始終以一個矛盾體的形式存在。究其原因是其身體內部的兩個“我”鬥爭的結果，一個是渴望自由、追求愛情的“本我”，一個是活在眾人期盼之中，受封建倫理道德約束的“超我”。而作為其本人的“自我”則受“超我”與“本我”鬥爭的影響處於不斷變化之中。文中通過三處“本我”與“超我”的碰撞來體現主人公的矛盾心理。
首先，開頭部分有這樣一段話：“我自幼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因此，即便在父親過世之後，我在學業上也從未退步…。因在工作中特別受到上司的賞識，最終命我赴國外考察本職業務。我心情激動，覺得那是個人揚名、光耀門楣的美事。”字裏行間都透漏出主人公完全是活在眾人的期盼之中，其所作的一切都隻是為了個人揚名、光耀門楣，這時的主人公是受封建思想禁錮的“超我”。然而，當他來到自由氣息濃重的西方世界時，內心開始騷動起來，潛藏的“本我”逐漸覺醒。“我”無法再忍受做母親的活字典和上司的活法典。開始向上司反抗，主張不必拘泥於法律細節，並逐漸放棄法學投身於自己真正喜歡的人文曆史學科。顯然在留德期間，“本我”戰勝了“超我”居於上風。
其次，當“我”與艾莉絲的交往這件事情被一些好事之徒添油加醋地通報給主管上司的時候，“我”麵臨了一個艱難的抉擇，即繼續與艾莉絲交往，或者斷絕與艾莉絲交往，繼續接受公費資助，圓滿完成自己的學業功成名就歸國。而此時的“我”對艾莉絲的愛意已經濃烈到了難舍難分的地步，這更加使“我”陷入了極度的矛盾之中。但最終“我”對愛情的渴望，即依照快樂原則行事的“本我”壓倒了“超我”的監督、批判和管束，“我”選擇留在了德國，選擇堅守這份愛情。
然而，當“我”的好友相澤謙吉開始向“我”提供幫助，並為“我”一步步策劃歸國之路的時候，“超我”與“本我”再次發生碰撞。好友相澤的出現，對於“我”來說“有如海上迷航之人看到了遠處的山峰一般”，為“我”指明了方向，或者也可以說是為“我”喚醒了心中久違了的榮辱觀和倫理道德標準，喚醒了那個暫時遠離“我”的“超我”。而這實則是順應了自幼生活在封建母體中的“我”的心靈的方向。麵對要求“我”以舍棄愛麗絲，也就是扼殺“本我”為條件的相澤，“我”竟連一個“不”字都難以啟齒。然而，自“我”從跟隨伯爵的俄國之旅歸來之後，在與小別重逢的愛人相擁的一瞬間，“我’又完全陷入了兒女情長。隻可惜，此時的兒女情長隻是曇花一現。關鍵時刻的選擇行動說明了一切，相逢一刻的“本我”可能占了上風，但這並無法阻擋“我”根深蒂固的超我意識的複蘇，那久違了的強硬的“超我”再次覺醒，並在這場碰撞中給了“本我”一個狠狠的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