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1949—1966年美術批評理論中崇高美的表達
曆史哲學
作者：蘭伊寧
在學術界，通常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年），稱作“十七年”。1949年，新的國家體製剛剛成立，國內急需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意識形態以規約人們的思想，進而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因此，“十七年”的美術批評理論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獨特的時代政治氣息。應該說，在那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十七年”的美術批評理論深刻地表現了人們對崇高的追求，而這種崇高是建立在堅定的時代信仰之上的。
一、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信仰
崇高，最早是由古希臘作家朗吉努斯在他的文藝理論論文《論崇高》中提出的。“崇高的提出使人們對文學藝術的認識的重點由客體的特征，轉向主題情感”[1]。朗吉努斯認為構成崇高的要素中“第一而且首要的是能作莊嚴偉大的思想”[2]。這是他文藝思想的核心，他說“崇高的風格是一顆偉大心靈的回聲”[3]。風格就是人格，用馬克思的觀點來說就是：“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屬於我一個人，而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隻有構成我的精神個體性的形式。”[4]也就是說，風格就是表現這種精神個體獨特性的東西。朗吉努斯認為能不能形成崇高風格的關鍵是創作主題的人格思想，人格通過風格得以體現。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新中國要建立無產階級的文藝。他強調：“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5]《講話》的精神就是主張要建立無產階級的文藝。這就要求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文藝工作者必須要首先具備無產階級的偉大思想，無產階級思想成了一切社會主義活動，包括文藝活動的思想前提。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伴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馬克思列寧的革命思想和文藝觀已經逐漸深化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精神信仰。人們堅定地相信，無產階級必將戰勝資產階級取得最終的勝利，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於資本主義製度。
《講話》中關於文藝是歌頌或暴露的問題，毛澤東的選擇是歌頌。我們要歌頌革命的勝利，歌頌偉大的無產階級，更要歌頌崇高的革命精神。那麼什麼是革命精神？王朝聞在《工農兵美術，好》中的說法是：“我的初步體會是：革命精神就是不安於現狀，要大躍進，要不斷革命。”[6]他還說：“求實精神是從實際出發，革命者的主管理想、幻想，都離不開客觀現實，說要是把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說成是一個東西當然是不對的。”[7]其實所謂的革命精神，就是對未來美好生活的一種向往和不斷努力奮鬥的精神。而這種對明天的向往在文藝創作中就表現為想象，也就是毛澤東等人提出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
二、高度熱情的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
構成崇高的另一個要素是熱情的情感。就是朗吉努斯說的要“具有慷慨激昂的熱情”[8]。他特別強調：“有助於風格之雄渾者，莫過於恰到好處的真情。它仿佛呼出迷狂的氣息和神聖的靈感，而感發了你的語言。”[9]也就是說情感在文藝活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真摯熱烈的情感是激發對方熱情回應的力量。
1956年開始，全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們對新時期的社會建設充滿了高度的熱情和堅定的信心。伴隨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口號的鼓動作用，1957年開始了全國範圍內的“反右”運動狂潮。緊接著，一係列急於求成的建設口號鋪天蓋地：“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一天等於二十年”，從此，全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文藝反映生活，麵對人民的革命熱情的高漲，文藝創作“特別需要提倡革命的浪漫主義因素進入我們的文學創作，需要革命的浪漫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相結合”[10]。應該說，浪漫主義的引入為人民的高度熱情提供了話語的依據，同時也使大躍進時期的文藝創作合理化。
1958年5月，毛澤東在當的八大二次會議上說：“我們的工作要革命熱情、革命理想和實際精神相結合，在文藝上就是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之後，周揚寫了一篇《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文章，發在1958年《紅旗》的刊號上，對毛澤東的講話思想進行了具體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