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政治發展
社會視野
作者：唐宗舜
摘 要：改革一般是指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領域中做出的改良和革新，實際上與我們這一輩切身相關的改革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當下我們正在經曆的兩個曆史節點。在經濟領域中的劇烈變革的表層之下，實際是更深層次的政治領域的發展，與此同時在西方所主導的話語之下，民主的價值以及對所謂民主政治的追求必然向其它國家和地區進行滲透。本文簡述關於民主和所謂民主政治的理性觀感及判斷，民主對於後發國家的影響等等。
關鍵詞：改革；政治民主化；法治；強有力政府
改革開放及其成果是鑲在當代這一輩以及之後各個世代國人生命裏的東西，也許有些人會在某些時間某些地點唏噓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或者是市場經濟帶來的金錢至上甚至是唯利是圖等消極因素，但當我們真正談到關於改革的記憶之時，更多的是對其成果的感歎並為能夠身臨其中而由衷的感到幸運。誠然，在我們周圍最為突顯的變化是經濟事物方麵，但事實上民主政治建設早已伴隨經濟的發展在曲折中不斷完善。
顯而易見，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結合不同時代的永恒話題，可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行和曲折性的統一，世界上許多多民族國家一味盲目的套用西方所謂民主、自由，最終導致本國整體的衰弱或淪為其他國家的附庸，其中的例子在每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回潮中屢見不鮮，尤在第三波的回潮中更為凸顯。多元民主內部本身就存在斷層，但發達國家本身製度建設與法律建設的時間已久且比較完善，可以說這培養出了他們所謂民主所需的土壤，有些弊端也就可以在一定時間內控製住。可是，當輪到後發國家的時候，在不具備一些可依靠的條件時，即與民主相匹配的其他保障性條件缺失的時候，就無法掩蓋弊端本身及其。在認同感很弱的國家，國家將會更加分散，進而陷入動蕩，往往事與願違。
幸運的是，在這股讓人不得不感到遺憾的趨勢下，我們並沒有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即是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個春夏之交的時候。有時候，人民盲目地為捍衛民主自由所采取的措施往往會成為對民主自由最大的威脅，價值觀或者是核心價值絕不是由一個單獨的概念衍生出來的，在不明就裏的前提下加之在國際上別有用心的國家對後發國家民眾“熱情”的蓄意煽動，那些因單純強調民主而產生副作用的事件已不勝枚舉。一個負責任的核心價值應該是由與民主相關的許多其他因素共同組成。世界上大部分有自己文化的國家都沒有經曆像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那種較長時期的民主、民權革命力量同封建專製反複的較量以及曆史陣痛，所以形成這種“一”以概之的帶有廣泛宣傳性質的價值體係的任務被放在了當代。
而在完成這個時代交與我們的任務之時，我們不得不引出與實現民主相配套的手段，即人治還是法治。當一個選擇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時候，我們絕不能單純地根據表麵化的意象來進行判斷，而應當結合時下以及周邊環境之後，做出最終的決定。人治與法治亦不例外，拿發展中國家而言，我們在發展帶有西方範式的民主之時自身鮮有經驗可循，需借鑒發達國家經驗並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而在調整（改革）的過程中，勢必產生諸如既得利益集團更替等問題，這就為動蕩的出現提供了機會，此時，若沒有一個權威的掌控，動蕩必然膨脹。由此可知，在一個國家法製尚不健全的時候，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權威擔負曆史賦予的使命，這無礙於長遠的民主的形成，充其量是一次在社會急劇變化時期所采取的有的放矢。還記得所謂共和國權益保護者戴高樂總統在法國麵臨動蕩之時所做的事情嗎？同時這也讓我想起了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中，這位曾堅稱西方民主製度是“曆史終結”的著名學者，在新書中把“強政府”的重要性放在了首位，同時稱秩序良好的社會離不開三塊基石：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製。他強調，三者的順序至關重要，民主並不是第一位的，強政府才是。然而，事物的主次要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又是相互轉化的，一個合理、嚴謹、規範的體製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像我們這樣的一黨製國家內，權力長期的高度集中為腐朽提供了溫床，我們隻依靠政黨領袖及其領導團體的政治自覺將權力合法化、規範化這也是不切實際的，對法製持續不斷的建設並完善的過程中，亦是對其中民主因素的負責，是對公民願景的回應。也正如我們的領袖所說所做的一樣，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