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教學研究
作者：李學民 全鴻翎
摘 要：本文借助於Boulima改進的語言課堂互動分析係統和Brock的口語輸出測量方式，針對新疆中亞留學生漢語課堂師生協商互動的現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結果顯示：課堂師生交流中，協商性互動比例遠遠低於非協商性的互動；內容協商是最為常見的協商類型；教師采用理解核查這一手段進行協商時，學生的即時口語輸出中句節數最高；雖有學生發起的協商，但與教師發起的協商相比，其比例較低。
關鍵詞：新疆中亞留學生；協商互動；即時口語輸出
［中圖分類號］ H3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831（2011）09-0113-3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1.03.031
1. 引言
在語言教學中，課堂師生協商互動是用來直接核查學生對新知識的理解和輸入程度，同時引導並促進學生目的語輸出的一種重要方式（Boulima， 1999： 146）。許多西方學者，如Pica（1994： 503）和Foster（1998： 1-23）等都一致認為協商互動是師生之間會話性互動的基礎，是影響目標語的輸入和輸出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促使學習者的中介語假設得到及時的驗證，也可以即時激活目的語的調用。
在國內的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領域，研究者們進行了多項關於協商互動是否促進語言學習方麵的實證調查，尤其以關於英語課堂中師生協商互動的研究最為集中（如趙國霞，2002： 1-90；Liu & Zhao， 2004： 213-241；吳文超，2008： 1-63等），但是到目前為止也鮮有關於對外漢語教學（TCFL）中師生協商互動的研究。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著重探討新疆中亞留學生漢語口語課堂中關於協商互動的以下三個問題：
（1）在課堂師生交流中，協商互動出現的頻率如何？教師發起的協商和學生發起的協商比例如何？
（2）各種協商類型的頻率是怎樣分布的？ 教師和學生在協商過程中是運用哪些方式進行協商的？
（3）這些協商類型和發起方式對學生在輸出複雜程度上有何影響？
2.2 研究對象
參與本研究的受試為新疆師範大學、新疆醫科大學和新疆大學各國際交流學院本科一年級3個班級共64名留學生和9位教師。由於這三個班級的學生是在入學時根據漢語水平被分入初級班的，而且都以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的《漢語口語速成（第2版）基礎篇》為主要口語教材，所以成為最終被選定的受試班級。
2.3 數據收集
研究者進入課堂進行非參與性自然觀察，按照觀察表內容對課堂進行詳細的現場記錄。同時采取隨機錄音的形式，每個班錄製連續的四節課，三所學校最終獲得共600分鍾的課堂錄音。
為確保真實全麵地反映課堂中師生協商互動的情況，減少單次錄音可能造成的誤差，研究者向參與本研究的9位教師發放了相關問卷。
3. 結果與討論
3.1 協商性互動的比例和協商發起人
（1）協商性互動與非協商性互動
如表所示，這些班在課堂上都不乏師生間的互動，但是協商性互動比例都明顯低於非協商性互動，隻占到了總體互動30％以下的頻次，這與劉學惠和錢薇薇（2007： 27）的調查結果基本一致。雖然1班的協商頻次和比例都稍高於其餘兩個班級，但三個班級漢語口語課堂中非協商性互動還是占了主導地位。
通過課堂觀察還發現，這些課堂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比較頻繁，但是教師基本以學生能讀準確、能理解為準，所以進行協商性互動的次數並不多，隻占到28.8％。教師普遍認為該階段所接觸的內容隻需簡單講解就可滿足基本交流需求，很多理解性問題或練習都是直接通過“提問—反應—反饋”的方式來解決的。
問卷調查結果也表明，由於課程進度和課堂時間的限製，教師在多數情況下會選擇略去與學生協商的環節，見學生理解後就直接繼續下一階段的授課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