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
作者：彭開明 王樹英
摘 要：重譯是文學作品翻譯的一種特殊現象。文學及文學語言的性質決定了重譯的必要性和意義。而成功重譯的標準在於其在傳輸原著的語言風格、藝術效果和意境等方麵是否超越了舊譯，是否更具有藝術魅力和美學價值。
關鍵詞：文學作品；重譯；必要性和意義；成功重譯的標準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831（2011）09-0172-3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1.03.047
詞典對“重複”通常釋義為“同一件事再次出現：再次做或提及同一件事”。除了用於修辭目的及起強調作用外，更多的情況下帶消極含義，有“囉嗦”、“炒冷飯”之嫌，被認為是多此一舉。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發表、出版後，便極少重寫。但重譯卻是種常見的現象，往往被冠以有積極意義，有價值之舉，能使譯本趨於完美、準確，漸漸走向定本，可以提高翻譯水平，促進翻譯事業的發展。
1. 重譯是文學作品翻譯的一種特殊現象
論著、研究報告、法律文書、科技文獻資料、公函、契約等文本重譯情況較為鮮見，大量重譯的屬文學作品，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名著。在我國，最早期的當屬佛經文學的重譯。佛典文學翻譯最早始於漢明帝，至唐稱極盛，曆經（1）外國人主譯期、（2）中外人主譯期、（3）本國人主譯期三個時期，其間不少佛典被一再重譯。如《毗婆沙》，經兩次口授，兩次筆受，而始成立：由僧伽澄口誦經本，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後又經唐代玄裝再譯為二百卷（梁啟超，1984： 53， 56）。
其後為《聖經》文學的重譯。最早可追溯到635年，即唐太宗九年基督教一分支——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始傳於中國時。當時，由波斯傳教士阿羅本（Rabban Olopen）譯出了“舊法”（即“舊約”）、“真經”（即“新約”）共27章，後由另一波斯傳教士景淨譯了敘利亞文的《尊經》（《聖經》的舊稱）32部。16世紀以來，開始出現由傳教士主譯的天主教著作《聖經》漢譯本，其中較有影響的人物有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馮秉正、賀清泰等；後來，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郭士位等陸續譯出了各種《聖經》改譯版本；最後，由狄考文、王宣忱以馬禮遜翻譯的《聖經》為藍本，進一步加工、完善譯成的《官話和合本聖經》成了漢譯《聖經》的權威版本，因而其實際上是無數中西學者心血和智慧的結晶（蔣驍華，2003： 301-303）。
接著，則為純文學作品，尤其名著的重譯越發普遍，以至外國文學名著一譯再譯，每種至少有兩種譯本，有的多達十餘種甚至三、四十種譯本，如小仲馬的《茶花女》、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紮克的《歐也妮·葛朗台》、狄更斯的《大衛·科彼菲爾德》、雨果的《巴黎聖母院》、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和《愛瑪》、斯陀的《湯姆叔叔的小屋》等。另一方麵，漢譯英也存在類似現象。我國四大古典名著《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李白、杜甫、李清照等的著名古代詩詞，現代作家魯迅、巴金等許多作品在西方世界均有不同譯本。再從國外看，也有大量文學作品重譯情況。如，前蘇聯20世紀80年代初便有30種《哈姆雷特》俄文譯本（奧澤羅夫，1983），說明文學作品重譯是一種世界現象（蔡毅等，2000： 292）。
2. 文學作品重譯的必要性和意義
為什麼重譯具有如此廣泛的吸引力和強大的生命力？為什麼主要是文學作品尤其是名著一譯再譯？這是值得認真探討的重要課題，它有助於認識重譯的必要性和意義。
筆者認為，文學作品尤其是名著重譯具有廣泛的市場而且經久不衰，其根本原因與文學及文學語言的基本性質密切相關。
理論、科學等方麵文體傳達信息、概念，起解釋、說明、報導等作用，功能單一、明確，而文學則是“用語言塑造形象、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藝術（《辭海》，1979： 1534）”，它以情動人，給人以美的享受，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和永恒的價值，功能豐富多彩，內容認識上含個體性、綜合性、虛構性、想象性等特點，表現出鮮明的民族色彩、時代烙印、曆史背景以及作家個性表現，包括創作手法和個人風格等。文學這些複雜的性質使得同一文本對於不同讀者（包括譯者），由於智力水平、審美能力、傾向、生活閱曆等迥異，可導致不同的透視觀照、知覺感受，不同的闡釋表意以及錯誤認知、誤釋等情況，因而也就使文學作品重譯顯得非常必要，很有意義。尤其是名著，由於其豐富的文化信息、深邃的思想、獨特的創作手法、特定的曆史和社會背景等，往往不是一次翻譯就能產生和原著一樣的效果，而是需要多次重譯，不斷加深對原文理解，減少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