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古都，上海則是一座女性化的新城一正如男性越滄桑越有成熟的魅力，女性越青春越有驕傲的資本。北京與上海，都可以說是性別特征比較明顯的城市一當然，這種特征更多地表現在精神上。北京人的政治情懷和上海人的生意頭腦，都可以說是發揮到極致了。北京以政治為中心，上海則以經濟為根本一自近代以來，北京的洪鍾大呂和上海的風花雪月，一直形成鮮明的對比。它們也就分別成為中國的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的最佳代表。在客觀形態上，北京是精神的天堂，適合於女人消費、購物，玩味一番小布爾喬亞的情調。如果說北京的雕梁玉砌間洋溢著英雄主義的空氣，令有誌者俯仰之間欲聞雞起舞、拔劍四顧，那麼上海的燈紅酒綠裏則灑滿浪漫主義的香水味，在霓虹燈下做個冷靜的哨兵都很難的，會叫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
表現在文學上也是如此。二十世紀上半葉，北京出了個老舍，屬於土生土長的京味作家；上海也不甘落後，推出了張愛玲，文字的肌理光滑圓潤，而又柔若無骨。這是兩大城市當時分別推崇的文學偶像。男人愛看老舍，女人愛看張愛玲―老舍是粗礪的，符合北方人的欣賞趣味，張愛玲則是細膩的，迎合了南方人的審美觀點。至於當代，寫上海寫得最好的還是女作家。甚至給我這樣的錯覺：上海搞文學的大多是女人，至少在男女比例上是如此。譬如王安憶，專門為上海的繁華夢寫了一闋《長恨歌》，有貴妃傷逝之感。臂如頗與此地風水吻合的所謂“小女人”散文。又譬如以新新人類自命的衛慧（代表作就叫《上海寶貝》），還有棉棉……在北京，文學則一直是男人的霸業，繼王蒙、劉心武之後，獨領風騷的要算是王朔了，以北京痞子自稱，作品也有地域特色，如《頑主》、《動物凶猛》等。上海人的小說太像輕音樂，受鴛鴦蝴蝶派毒害太深。北京人的小說一向以口語化取勝，很容易改編成電視劇或話劇什麼的。仔細比較還能發現：上海製造的小說大都籠罩著悲劇的氛圍，北京生產的小說則塗抹喜劇的色彩~連苦難的歲月在記憶中都會變成陽光燦爛的日子。上海總是在懷舊，謹眉捧心作怨婦狀，顧影自憐，北京人最關注的則是現實（幾的富貴對於他們都是不屑於繼承的遺產），因為他們憧憬未來。這或許就是悲觀主義者與樂觀主義者的區別。在上海，隻有一百年曆史的名宅、教堂、老飯店，似乎都值得當地文人們去憑吊、徘徊、撫今思昔、涕淚交錯。而北京有那麼多貨真價實的名勝古跡，主要是用來吸引外地遊客的，本地人沒事很少去閑逛或傷懷的。北京，連女人都有點大大咧咧的，落落大方，心直口快，一切全寫在臉上，爽朗有餘，含蓄不足，秉承了太陽的性格。至於上海，則充滿了月亮的特點，陰晴圓缺，雲籠霧罩，連男人都難以避免這種影響，他們溫和細致，禮貌文雅，習慣在咖啡廳角落綿綿私語，不太勝任在大庭廣眾中慷慨陳詞；當然，涉及到利益的問題他們又賬目清晰、纖毫不亂，絕對箅稱職的商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是天之驕子，也各有千秋。上海人身上，也不無值得北京人學習的地方。商界的一位髙手對我說，他喜歡跟上海人做生意，跟北京人做朋友。跟上海人簽合同特費勁，討價還價至少要好幾回合，經常為小數點後麵的數字吵得麵紅耳赤，像家庭婦女買菜時所為，斤斤計較。但有個好處：一旦雙方達成了協議，就不用擔心了，一定會兌現。上海人輕易不承諾，而兌現承諾時的認真態度，一點不比討價還價時遜色。他們真正繼承了商人的傳統：重信譽。北京人重的則是信義一一因為他們講的是江湖義氣。他們意氣用事時樂於助人，喜歡承諾一一而不考慮兌現的難度。即使談買賣，營造出的也是朋友的氛圍，而不願分清合作夥伴的關係。經常感情用事：“咱倆誰跟誰呀？”或“你還信不過我嗎？”但衝動時說的大話，有些酒醒後就忘了，有些則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一您可千萬別當真呀。否則你會有某種受騙的感覺：這人怎麼說話不算數呀，口口聲聲是朋友，這也太不夠朋友了。其實他並不是存心騙你的。他就是這麼個馬馬虎慮、咋咋呼呼的性格。跟北京人做朋友有樂趣，總能感到人間自有真情在，江湖大一統，像守著個火爐似的。跟上海人做生意則很清爽，朋友歸朋友，生意歸生意涇渭分明，不容易產生不必要的糾紛。上海人做生意，時刻遵守遊戲規則。北京人做生意，則容易演變成無規則遊戲。所以北京出熱血的政治家，上海出冷靜的生意人。城產京味的吆喝，如今在胡同裏偶爾還能聽到。市對人的影響，有時是不可逆轉或違抗的。但如果能把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則是更大的勝利。關於這一點，魯迅早就說過：“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明確的。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貴。我看這並不是妄語。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在美學上也是如此：陽剛之氣與陰柔之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