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選擇安昌作為江南市鎮研究的個案，出於一個較偶然的機緣。2006年下半年，因撰《紹興曆史文化叢書》之《紹興師爺》的需要，第一次來到了紹興安昌。想象中的安昌，似乎應與旅遊業相對發達的周莊、烏鎮、西塘、同裏等相類似：建築“修舊如初”、舊貌換新顏，商鋪林立、街區成賣場，遊客如過江之鯽、熙熙攘攘……不過唯有眼前的安昌，卻如一幅淡墨疏筆的小品，小家碧玉，素麵青絲，依舊將日子過得流水般平常。你瞧，沿河而築的長街，一路鋪陳的廊棚，逼仄幽深的小弄，三五相間的河埠、石橋、作坊、店鋪、騎樓、翻軒、台門、老屋，幾乎原汁原味地保留著，既無刻意的修飾，也無人為的改造，偶爾有三三兩兩的行人沿街而過，平常、自然，除了每年舉辦“臘月風情節”時的人氣外，其餘時間絕無市廛的喧囂和繁雜，靜謐、恬淡，甚至有些冷清。然而，正是這種靜謐、恬淡，讓我感受到了與浮躁的現代社會迥然不同的樸實和純真，更為城市化對這種靜謐、恬淡的蠶食而憂心忡忡。時間似水，往事如煙，畢竟眼前的安昌已非從前的安昌。
沒有多大的奢望，更無任何的功利，選擇這麼一個江南市鎮曾走過的興衰之路來敘述、解讀，無非是想表達內心的感受和認知，為快速城市化進程中曆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曆史的注腳和說明，以喚起人們對安昌乃至人類所有曆史文化遺產更多的珍惜和嗬護。
一、研究現狀
對市鎮的研究，大約始於20世紀30年代。1934年，全漢升發表《中國廟市之史的考察》，日本加藤繁發表《清代村鎮的定期市》。此後，僅有少數學者涉獵市鎮研究。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末，市鎮研究漸漸步入成熟階段。1964年，傅衣淩發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奠定了迄今為止以江南市鎮為研究主攻方向的學術格局”。“第一次完整使用了三個關鍵詞：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嚴格匡定了明清市鎮經濟研究的敘事結構和學術話語，並提供了必要的文本範式”。幾乎同時，美國施堅雅（G.William Skineer）發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將曆史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生態學、政治學等理論結合起來，運用中心地區（Core）和邊緣地區（Periphery）的概念解析中國城鎮經濟，開辟了市鎮研究方法論的範式。台灣劉石吉於1978年發表的3篇論文，後收入《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一書，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探討了明清江南的專業市鎮及其數量的變化，分析了太平天國戰爭對江南市鎮的影響。“正是他們確定了明清市鎮經濟研究的基本路數，其影響至今猶存。後來的眾多學者在探索該學術領域的新境界時，或多或少從他們那裏受到啟迪”。20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曆史和現實的多重影響，市鎮研究方興未艾，並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研究下限拓展。除繼續重點關注明清市鎮外，近代市鎮研究有了長足進展，代表論著有朱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包偉民《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等。二是研究區域擴大。打破專重江南市鎮的學術格局，更多區域如長江中上遊、華南、華北等的市鎮逐漸納入研究的範圍，代表論著有鍾文典《近代廣西圩鎮研究》、任放《明清長江中遊市鎮經濟研究》等。三是研究內容深化。包括權力演變、經濟關係、地理空間、街區布局、市場類型、市鎮功能、人口構成、商人集團、社會生活等，幾乎涉及所有重要領域，代表論著有樊樹誌《明清江南市鎮探微》、《江南市鎮：傳統的變革》等。
對市鎮研究的簡單學術回顧，表明經過多年尤其是近些年的辛勤耕耘，市鎮研究已達到了一定的廣度與深度，其豐碩的學術成果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完全能夠作為安昌研究的背景材料。
安昌在紹興西北部，北與蕭山接壤，明弘治二年（1489）開市，因棉、布、米而興盛，清末民初曾為紹興鄉間最大商市，素有“金柯橋銀安昌”之譽，但因各種原因，猶“養在深閨人未識”，其價值和地位尚未引起應有的關注，如《浙江省名鎮誌》竟把它忽略遺漏，沒有收錄在內。相對於江南地區的其他市鎮，如江蘇蘇州府、鬆江府，浙江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所轄市鎮，有關安昌的研究一直很薄弱，幾乎接近空白，至今僅有數篇論文涉及，如仲向平《安昌尋夢：浙江紹興安昌的建築藝術》、陳榮力《古樸寧靜的紹興安昌》、沈兵明等《安昌古村落保護規劃特點及其啟示》、倪守箴《安昌：碧水貫街千萬居，彩虹跨河十七橋》等，且多局限於對安昌籠統、簡單的描述，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因此亟需花大力氣進行研究，更要在理論上有所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