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或許是人類選擇生產和生活自然環境的第一原則。逐水而居，可以在人類活動完全依賴生產和生活的自然環境的低級階段，僅僅依靠陶罐等小件容器，解決必要的水源問題；向陽避風，具有相對獨立的小氣候條件，人類可以依據區域內的各類資源，墾殖土地，發展農業，獲得生存；平緩坡地，地勢相對高於四周，顯得幹燥，可以避免水患，有利於定居農業的發展。據後白洋村古文化遺址考古發掘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初步認識：一是人類已經選擇安昌作為生產和生活的某一空間，從發掘到的生產、生活遺物看，此地已形成沿海聚落，且係至今為止安昌最早之村落；二是人類憑借寬闊、平緩、溫暖、濕潤的近海台地作為立足點，已墾殖了若幹土地，開始從事農業生產；三是人類逐水而居，仍依靠陶罐等小件容器儲水。
受後白洋村古文化遺址考古發掘現狀的限製，當時安昌人類生產和生活的許多特征並不十分清楚，基本上是一個謎，至於聚落要素則更欠缺，而未發現墓地、道路、窯場、活動廣場等聚落要素構成的聚落整體布局形態。遺物僅呈現出生產和生活最粗淺的線條。
要解讀安昌此時此刻的曆史，應該繼續尋找相關的古文化遺址。
三、安昌地名的由來與變遷
當我們還在津津樂道後白洋村古文化遺址所傳達的安昌人類早期活動的某些信息時，距此僅18公裏的今紹興城一帶即將築起一座國都。事情的來龍去脈很複雜，此僅作簡單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同俗並土”的吳越為謀自身生存和發展，刀光劍影，爭戰不休。魯哀公元年（公元前494），越國戰敗求和，許為屬國，越王勾踐被迫於吳國國都姑蘇（今蘇州）服了兩年多的苦役，期滿歸國後，臥薪嚐膽，擇種山（今府山，或稱臥龍山）東南麓興建小城，“周二裏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又在小城以東建築大城，“周二十裏七十二步”，“陸門三，水門三”。立國建都是越國滅吳的基礎，更重要的則是發展農業生產、保障糧食供應。而此時的山會平原仍與後海（今杭州灣）相連，“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浚流，沉而複起，因複相還。浩浩之水，朝夕即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墾殖土地、發展生產，首先必須北禦鹹潮、中蓄淡水、南截山洪。改造水土成為勢所必然，越王勾踐采納大夫計倪“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的建議，立足於逐水向陽避風的平緩坡地，圍堤築塘，蓄淡拒鹹，興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著名者有吳塘、練塘、石塘、苦竹城（塘）、富中大塘、山陰古水道等，使都城附近少數水患頻仍的淺海沼澤地，慢慢成為可以墾殖的農田，提高了糧食產量，足以供給越國30萬人口之需。
此後，鑒於人口增加、土地墾殖的需要，山會平原的水利建設獲得了深入、持久的發展，經曆了從兩漢魏晉點狀、零散的水利建設，到唐宋主幹水利網絡的初步形成，再到明清區域水利格局的最終定型的道路。該地區的水利建設，“大體可以隋唐為界，分為兩個階段。隋唐以前主要以攔蓄為主，偏重於利用窪地興建湖陂，用以蓄淡禦鹹，抗洪抗旱，是於越居民從山麓衝積扇聚落及孤丘聚落向平原聚落發展過程中采用的手段；隋唐以後，轉向側重於外阻內泄水利工程的建設，外阻即建立海塘防禦工程，內泄即疏治平原上的河網”。正是在山會平原水利建設尤其是海塘修建的背景下，安昌被納入到該地區發展的框架之內。
唐代以前，山會平原北部已有零星的海塘，並呈現出建設的兩個趨勢：一是由點狀向線狀發展；二是由南向北推移；但史書中的正式記載卻從唐代開始。唐垂拱二年（686），在山陰與蕭山交界處的後海沿岸，築成長50裏、寬9尺的海塘，因位於兩縣交界處，稱作界塘。開元十年（722），在會稽東北40裏，李俊之增修海塘，“至上虞江抵山陰百餘裏，以蓄水溉田”，捍衛了整個會稽的北部海岸。大曆七年（775）和大和六年（832），皇甫溫、李左次先後兩次修築會稽防海塘。《新唐書》有關防海塘的記載，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增修”之說，表明海塘早已有之，此時不過是加固與連接罷了；二是山會平原的開發正向海岸延伸，修築防海塘主要是為了防禦潮水泛濫，故多建在海岸地區，塘身低薄，高1-2米，且為土塘。而直到宋元時期，整個山會平原北部的海塘體係才告基本形成，那時，普遍采用石塘，抵禦潮水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