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的茶館並不太講究，簡陋者僅一處草棚，遮風擋雨而已，甚至在灶邊放上幾張小桌矮凳，有一處歇腳的坐處即可。多數茶館用鬆柴作燃料，必有一座多空灶（即“七星灶”），灶上可以同時擱置五至七把銅壺煮水，灶邊放一隻大水缸，貯滿從河裏挑來的清水。此外，就是板桌板凳、茶壺茶碗。茶館一般在大清早開門，直到傍午時分，這段時間，喝茶者多係鎮上居民，往往花上幾分錢，悠閑地在茶館裏坐上個把小時甚至半天，可以做買賣、講“攤頭”，更多的則大談國家大事或街頭巷尾的趣聞，民國後期，為免遭麻煩，不少茶館常常貼有“莫談國事”的告示，告誡喝茶者不要談論國家大事。將近正午，附近農戶、外來客商開始出沒茶館，一則解困消乏、擴大交際，二則打聽市價、洽談生意，俗言“茶會上成交，盈虧勿懊惱”，生意再度紅火起來。茶館為招攬客戶，拓寬信息渠道，更是經營手段迭出，像位於普安橋南堍的麗水台茶館，早早裝上了電話，供喝茶者洽談生意所需。茶館同時還是一處調解和仲裁民間糾紛的中心，即所謂“吃講茶”，就是調解民間糾紛的一種自發活動，因以茶館作為斷定是非曲直的場所而得名。內設兩張“馬頭桌”，一般放在賬桌旁。民間一遇糾紛，甲乙雙方遂約定時間去茶館，先按“吃講茶”者人數每人沏茶一碗，然後由當事雙方分別陳述糾紛的經過及其理由，先請“吃講茶”者分析、評議，再由坐“馬頭桌”之尊長者當眾裁決，算解決了糾紛，輸者不僅需無條件服從，而且還得支付茶錢。當然，茶館這一非常平民化、世俗化的尋常之地所具有的調解和仲裁功能，並非安昌的“特產”，而是整個江南市鎮的普遍現象。
茶館不僅是信息交流、生意洽談、糾紛調解的中心，而且是吸鴉片、嫖土娼、賭博的場所。吸鴉片、嫖土娼、賭博或許是刺激茶館生意紅火的重要原因之一。據山陰正堂記載，清光緒年間，白洋馮阿春茶館設煙盤，鎮上更是比比皆是，時有各色人群吞雲吐霧，公開吸食，民國時期，明令取締，仍有不少茶館暗中提供吸食；寺橋橋下豆腐弄內曾有土娼妓院，容女子三四人，顧客進內，先喝茶、嗑瓜子，付費2角，若過夜嫖宿，需加付數元；至於賭博，則更五花八門，有挖花、麻將、牌寶、牌九、撲克、鬥鳥、鬥蟋蟀等，多以消遣、娛樂為主要目的，輸贏不大，往往隻值茶費酒錢，如在城隍殿後唐姓夫妻茶館，參與搓麻將者多係安昌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在搓麻將賭博娛樂時，交流各類信息，關心社情民意。又如在中市嚴家弄口某茶室，參與鬥鳥者多係安昌“文化人”，穿著儒雅，談吐斯文，在鬥鳥時，持鳥者、觀戰者神情專注，興趣盎然。
古橋以及位於周圍的路亭和茶館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每天都有相當多的人流在這一公共空間交流，同時也傳播著各種有用或無用的信息，成為各色人群打聽鎮裏鎮外大事小事的社交場所。
（3）古橋是戲曲文化的發揚地。“社”，即祀社神之所在。舊時，人們普遍認為社有社神，多在“土地廟”、“山神廟”、“城隍廟”供奉祭祀社神，且定期演戲酬神，稱“年規戲”或“社戲”。
安昌戲曲表演的地方有兩處：一處是城隍殿、西社廟、龍口廟、西扆社廟、大山西半江廟等6個萬年台，另一處則是寧安橋邊、萬安橋旁、回龍橋沿等33個搭台基。前者多設“側廂看樓”，或搭看台，備有高凳，地點固定，設施齊全；後者多在橋上或橋周圍臨時搭台，廣濟橋即如此，該橋跨街河，係石拱橋，長14.6米，寬2.5米，淨空5.8米，中心標高3.57米，兩邊各有台階20級，橋上兩旁挑出墩石四塊，鑿有方孔，就是為了戲曲表演搭台所用。
人們既可在岸邊看戲，也可在船上看戲。由於所演戲曲台詞是地地道道的紹興方言，很“民眾化”，適合當地的口味，而曲目也不多，許多內容耳熟能詳，甚至能一段一段地背誦下來，人們一邊觀看，一邊低唱，互動參與。每當夜幕降臨，燈火闌珊，弦歌悠揚，無論水上，還是陸地，人頭攢動，熱鬧非凡，讓人“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裏出現了……近台的河裏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人多、船堵，以致抽身不得。
戲曲文化蘊涵的草根性，使之深深紮根於安昌的鄉土之中，擴大了其本身的受眾麵，“鎮上戲劇視沙田產物豐歉，而每有多少，多則年可毛二百台，少亦百數台，每台花費可二十元，平均每年百五十台，共計三千元”。此停彼演，間隔幾天，便有一場。一年四季從不間斷的戲曲表演，保留和傳承了許多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曲目，如《調無常》、《女吊》等，而橋梁作為一處極重要的戲曲表演場所，其傳播功能自然不容忽視。可以想象，如果古橋僅僅就是橋梁，而不具備其他任何功能，那麼，人們也不會選擇古橋作為戲曲表演的場所。在某種程度上，古橋是傳播戲曲文化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