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近代以後，伴隨著諸多外來因素的滲入和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安昌開始了所謂近代化或現代化的進程，正經曆傳統的變革。這一變革，範圍從小到大，層次從淺到深，卻是全方位的，幾乎涉及經濟結構、行政權力、教育、信仰、習俗的各個層麵，旨在適應多變的外部環境，而保持市鎮的繼續繁榮；這一變革，顯然是諸多外來因素滲入和影響下的被動過程，但變革部分地突破了原來發展的常態，出現了許多偏離傳統的新事物、新氣象；這一變革，隻是剛剛開始，水平十分低下，仍處在萌芽和初發階段，在強大的傳統勢力麵前，顯得微不足道；這一變革，意義重大，是市鎮得以繼續發展的動因之一，盡管這一變革遠未完成。
本章即將開始展開的討論正是安昌進入近代尤其是晚清以後的變革問題。
一、經濟結構
（一）棉業即將由盛而衰
前已多次述及，安昌因棉而興，在綿延“數十百裏”的漲沙之地上遍植棉花，即使在1919年，仍保留植棉地1.9萬畝，占紹興所有植棉地的17.2％，當年收成約0.76萬擔，占紹興所有植棉地收成的15.5％。遍植棉花，不僅帶動了與棉業相關之收購、軋彈、紡紗、織布等環節的同步發展，而且因棉業經營的專業化態勢，使農戶必須依仰於市場交換，以此獲取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從而促進安昌的成市和繁榮，輝煌一時，“木棉之利，歲登數十萬，而此數十萬木棉，又必於市易粟與一切居處日用之資，則市有之懋遷有無，又不啻數十萬”。但是約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安昌的棉業卻從頂峰滑落，走上了逐步衰落的道路。原因錯綜複雜，既有外部宏觀環境的影響，也有內部微觀因素的作用。
1.外部宏觀環境的影響
其一，市場的影響。開埠通商以後，安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對外貿易、市場經濟的格局之中。國際市場的需求、中外紗廠的開設，為安昌花、布輸出開辟了新的市場，使之仍有一定的銷售渠道，農戶紛紛擴大棉花生產，棉業由此得到了繼續發展。但因洋紗、洋布質優價廉，大量傾銷，充斥市場，安昌花、布缺乏競爭能力，而遭遇了江南市鎮、鄉村所生產土紗、土布同樣的命運，銷路一落千丈，棉業受到極大衝擊，終於走向沒落。其二，戰爭的影響。近代以後，安昌同樣經曆了兩場空前的戰爭災難：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戰爭，1937-1945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戰爭使安昌遭到了嚴重破壞，陷入到巨大的顛簸之中，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市鎮發展的進程。以“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為主題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彙聚成一股旋風，猛烈地衝撞著華夏大地。
清鹹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至安昌，與舉人楊風藻所率3000多人發生戰爭，遺風龍口廟、西市茂德當、白洋老台門、徐家畈村黃義橋毀於兵燹，從而導致商賈流離，店鋪歇業。但與受戰爭破壞最慘烈的江寧（即今江蘇南京）、鎮江等地的市鎮相比，安昌所遭受的戰火摧毀卻小得多。1937年7月7日晚，天空似乎特別的黑，它給中國乃至整個人類帶來了新的更大的劫難，日本軍國主義不宣而戰，突然襲擊了北平（即今北京）西南郊的盧溝橋，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戰火彌漫，狼煙四起，萬民疲敝，赤地千裏……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在列強鐵蹄踐踏下顫抖、掙紮。在烈焰熊熊、火海滔滔中，日寇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國最富庶的江南地區。12月，杭州淪陷，城內商家店鋪或縮小規模，或宣布歇業。
1940年1月，蕭山淪陷，錢塘江上遊被阻塞。2月16日，2000多日軍由瓜瀝從前盛陵過安昌，鎮上商家店鋪遭劫，停市約1周。
1941年4月，紹興淪陷，交通受阻。5月12日，日偽軍從衙前至安昌掃蕩，掠走物資50多船、水牛40多頭。1942年4月，日軍占領大和山，偽軍進駐鎮區。1943年春，駐柯橋日偽軍至安昌掃蕩，掠走物資74船。後又縱火燒毀福泰油坊廠房50間，致恒德當、泰康當、福泰油坊等倒閉。掃蕩擄掠，交通受阻，商賈避入城內，集市日漸蕭條，棉業經濟深受其害。其三，競爭的影響。由於國際市場、中外紗廠需要吸納大量棉花，中外商家為爭奪籽棉資源，直接深入植棉區，民國初年，漲沙之地沿塘裏外自西向東到馬鞍一帶花行大增，如1922-1924年的兩年間，僅瓜瀝一地就新增了17家花行，農戶銷售籽棉有了多處選擇，去安昌者反而減少，致使鎮上花行不斷倒閉，歇業達4/10。中外商家爭奪籽棉資源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抬高收購價格，如1918年10月，日本三井洋行在瓜瀝、頭蓬等地設行收花，收購價格由15.80元抬高到18.20元，一星期內即收購籽棉1860多包。抗日戰爭結束後，籽棉資源又被杭州商人貝毓明經營的花紗布公司壟斷，該公司在瓜瀝、黨山等地設置花行，搶先一步，攔截收購籽棉，安昌花行無力與之競爭，大部分軋棉機因籽棉資源短缺而難開啟，不得不關門大吉，市鎮經濟即將由盛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