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邊自覺糾正錯誤認識，一邊也在琢磨，這些錯誤認識怎麼就鑽進了我的腦子，並且頑固不化地待在那裏。錯誤認識的淵源我一時確定不了，但是它們的頑固我是很有體察的。
很多從非洲回來的記者告訴過我，不要一提非洲就覺得又熱又曬；也有法國人對我說，你會驚訝於喀麥隆人的文化水平之高；可我就是不願輕易相信，就是隱隱覺得也要親身經曆過了才可以相信。
這是典型的迷信直接經驗，結果會導致機械唯物主義。但是迷信直接經驗，是人之常情啊。說到旅行，說到異域，就像說到戀愛一樣，哪怕間接經驗提供了充分全麵的描述，其真實可信也被反複驗證過。大家不也還是要自己走上一遭，才會覺得遂了心願嗎？
如此說來，當個駐外記者，拋下家人朋友，長期滯留海外，兌換到的一大私利就是可以假借工作之名，獲得足夠的直接經驗，滿足個人對異域的好奇心。
因為有這個條件，那些出發前已經被定性為99%錯誤的認識，我還是故意要帶到現場來，把直接經驗作為那最後的1%，瞧著它們被徹底駁倒。
又因為要在非洲待兩年，我庫存了不少可供駁倒或確立的認識，打算在這裏證實或證偽。
出發前，在網上找得到的非洲書籍全是關於投資和商機的，讓我覺得“非洲遍地是黃金”。
到過非洲的人告訴我各種各樣的非洲和非洲人，有的說非洲人就是懶，有的說非洲人覺得很多東西是命運的安排，所以不抗爭，生老病死、饑饉、戰亂都聽天由命，簡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還有個法國人說非洲人對暴力的定義跟歐洲人不一樣，所以他們用砍刀砍下個把人頭不覺得有什麼。又說他們思維很簡單，不會考慮太多事情，直來直去，所以其實很好打交道。這麼多的判斷，都要通過直接經驗來厘清，實在是太有挑戰性，也太有樂趣了。
更大的樂趣還在於，有多少種判斷，就反射出多少種作判斷的人，因為人大多隻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所以你是怎樣認識非洲的，就能說明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認為非洲遍地是黃金的，恐怕腦子裏想的主要是金子吧；如果一個群體總是把另一個群體視為產金子的地方，那這兩個群體的關係遲早會出問題吧。還有人談起非洲就流露出那樣一種不屑，他們恐怕就是那種聲稱自己“生平最討厭兩種人，一種是種族主義者，另一種是黑人”的人吧。
至於我自己，這樣做著以厘清認識為己任的判斷，也就是以思考自居，難免有傲慢之嫌；同時我直接關注的偏偏又是關於異域的認識，哪怕最終反射到自己生於斯長於斯且終將死於斯的社會和群體，其路徑選擇也還是有取巧之嫌——雖然全球化的現實和駐外記者“放眼世界、服務祖國”的職業內涵完全可以用來抗辯這一指責。
最有力的辯護，還是好奇的天性和直接經驗的誘惑。某天中午，喀麥隆一位報人請我去他家裏吃飯，他們全家人用甜膩的握手擁抱、酸苦的棕櫚酒、古怪的蟒蛇肉，加上以中喀二十幾載友誼為積澱而開始的溫暖、閑適的聊天，給了我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入喀洗禮。
子夜時分，我開始了此生最狂放的一場腹瀉。我不禁再次由衷地感慨：好奇心，它是多麼讓人自投羅網；而直接經驗，就像這場無法抵擋的子夜腹瀉，它是那麼真實，那麼有力。
做日本人難
［日］新井一二三/文
現在，日本經濟發達，社會治安也不錯。不過，做日本人仍然很辛苦，我指的不是日本人的房子狹小、工作壓力大，而是大家都不喜歡日本人。
上大學學外語，跟各國朋友接觸以後，我真正體會到這一點：“沒人喜歡我們。”
我接觸的第一個外國是中國，我的“做日本人難”的經驗也是從中國開始的。第一次去北京是1982年夏天，正好是教科書問題在亞洲各國成為頭條新聞的時候。雖然有些小夥子要跟我這個外國姑娘交朋友，可是在北京阜成門內的胡同裏，有幾次老百姓往我們“日本鬼子”的頭上扔廢紙團。
這幾年我生活在加拿大，有時參加中國朋友舉辦的晚會。曾經有兩次別人當著我的麵說“不喜歡日本人”。一位是電影導演，另一位是新聞記者，兩人都是知識分子。他們不認識我，所不喜歡的“日本人”大概不是我，而是整個日本民族。有趣的是，他倆後來開始喜歡我，又說“你不像日本人”、“我忘了你是日本人”。作為日本人，不像日本人才討人喜歡當然不是滋味。
上周，我到唐人街剪頭發.兩個從中國香港來的理發師拿著剪刀，一邊理發一邊給我上了一堂“九·一八以後日本怎樣淩辱我們祖國”的課，意思也是不喜歡日本人。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從來不肯買日本製造的汽車、照相機、電器用品，因為不想幫助“敵人的經濟”。
因為日本的大男子主義傳統聞名於世，而我又是個日本女人。不少洋朋友很同情地跟我說：“日本女人的生活應該很慘吧？”多倫多大學有位教授說：“西方人對日本女人有‘柔和、順從’的美好幻想（誤解），而且認為身矮、難看的日本男人，配不上他們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