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
殺人者置疑
1865年9月，作者在給《俄國導報》主編卡特科夫的信中，這樣解釋創作中的小說《罪與罰》：“這是一次犯罪心理學報告。一大學生被校方開除，生活極度貧困，他拿定主意要殺死一個放債的老太婆，搶走她的錢，然後一輩子做好人，堅定履行他對社會的人道義務……但殺人後，一種與人類隔離的感情使其萬分痛苦，上帝的真理、人間的法則起了作用，於是去自首。”
撇開主人公命運不論，小說對人類文明的憂慮、對殺人理論的質疑可謂震聾發聵，尤其經曆了20世紀之後（它才是殺人如麻的世紀，其殺人理論比以往更完善、更動聽，更披覆高貴的聖衣）。
小說借主人公的犯罪動機和自辯，提出了一係列哲學、倫理、法律及曆史學命題：（1）殺人是否有罪？（2）殺對社會無益或有害的人是否有罪？（3）人是否有權力為一個遠大目標或造福人類的想法而殺人？（4）曆史上的“偉人”無不雙手沾滿鮮血，但同樣受到了命運的加冕、後世的膜拜，他們究竟是英雄還是罪人？（5）普通百姓，一旦殺了人，哪怕誤殺也要受懲，而“偉人”的大規模殺人不僅現實中不被指控，在曆史的訴訟中也總輕易被豁免，為什麼？
正像主人公憤憤不平的：“我真不明白，為什麼用槍殺、用炮轟，正兒八經地擺開陣勢，卻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殺人方式？”
這種激烈而憤怒的口吻，讓我想起了一些大人物的語言，比如盧梭《社會契約論》和《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的語言，揚·斯特拉賓斯基這樣評價：那是“一種原告站在法庭上的內心獨白，一種控訴性的語言……確信個人無辜，天真無邪，總是與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聯係在一起：他人在犯罪！”
應該說，在質疑方麵，主人公是敏銳的、優秀的，他列舉的“偉人”劣跡基本屬實。不幸的是，他在詰問後選擇了效仿，倒向了曆史上占便宜的一方。
“現在我知道，誰智力強，誰就是統治者。誰膽大包天、蔑視萬物，誰就是立法者……權力隻給予敢去彎腰去取的人。”
一番痛苦的思考後，他的結論是：要敢於做大人物才會想才敢做的事！隻要擺脫了謀私的嫌疑，進入“大事業”的行列，犯罪也就不再是犯罪。
十足的殺人底氣
正像主人公驚異發現的那樣，這世上確有“平凡”和“特殊”兩類犯罪情狀——大人物的犯罪和小人物的犯罪；曆史涵義的犯罪和生計層麵的犯罪；波瀾壯闊的集體犯罪和狗苟蠅營的個人犯罪——心理基礎不同，自我感受不同，社會評價不同，遭遇和後果也大相徑庭。
小人物的犯罪心理比較簡單，也相對脆弱，往往有一種生存失敗的無力感，多為掙紮類人群，帶有理想受挫後——對社會陰暗麵不正常反彈的痕跡：自感已被世界遺棄，也就不打算承擔守法責任；自覺從未得到過社會道義的援助，也就有理由否定其存在。但同時，犯罪人畢竟清楚行為的性質，雖然預支了犯罪理由，但犯罪感的陰霾始終縈繞，他是焦慮、虛怯和驚惶的，且無信仰支撐，所以一觸即潰，輕易認輸。
大人物的犯罪情狀就不同了。請看下麵——
“請不要被世上即要開始的喧囂所迷惑！謊言總有一天不攻自破，真理將再次戰勝荒謬，我們會清清白白地——像過去所信仰和努力的一樣——立於世界之林。親愛的孩子，我交給你今後道路上的座右銘——也是生活對我的教誨，這就是：時時忠誠！忠於自己！忠於人民！忠於祖國！”
誰會相信這段慷慨陳詞竟出自納粹黨魁之口？乍一看，它與“林覺民遺書”“伏契克遺書”“茨威格遺書”有何二致？那氣魄、定力和誓死如歸的豪邁皆那麼相似。然而，這確是戈培爾夫婦服毒前寫給長子的訣別信。
這種荒謬的自信和狂妄源於何處？惟有的解釋是：信仰。一個超級精神罪犯的信仰。該信仰力量之強、之頑固，毀滅性之大，乃至人類付出了上億條生命和幾十年廢墟。顯然，在這位納粹信徒眼裏，法西斯戰斧乃天地間最正義的砥柱、最偉大的旗幟。
主人公雖是小人物，但沉溺的心理角色卻是拿破侖。其犯罪的深層原因尚不在於生計和私利，更多是為信仰所驅，屬一種理性犯罪，不僅卸掉了道德包袱，反有主持正義、替天行道之豪邁：“我想成為拿破侖，所以才殺人……殺掉一個害人蟲，殺掉一個本就死有餘辜的老太婆算什麼？”他確信已識透了世間弊病和社會遊戲，且不甘成為墮落時代的殉葬品，他要主動出擊，反抗宿命。
主人公的底氣還源於一股“自崇高”的拯世情懷。小說亦有交代：他疾惡如仇，有過不少扶危濟弱之舉，比如同學病故後贍養其父，比如從失火的房子裏奮力救出孩子，比如為死於馬蹄下的路人辦喪事……小說有一情景，他突然跪地吻妓女索尼婭的腳：“我不是向你跪拜，我是向人類的一切痛苦跪拜……”
這是一個雙重性格的青年：既有底層的苦難體驗和悲憫之心，又暗含強烈的權力戾氣和支配欲望。正是這雙重性，保障了其殺人底氣的充沛：“惡”得到了“善”的夜色掩護。比如，他對自己殺人時的慌亂不滿，並這樣自慰：“我不過殺了一個虱子，一個討厭的、有害的虱子……我不是出於個人欲望，而是為了一個崇高目的。我從所有虱子中挑出最不中用的一個，殺死了它，取走我執行第一步驟所需的錢，不多拿也不少拿，剩下的按死者遺囑捐給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