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兩天，艾迪與我結伴同行。我們玩猜字遊戲試圖溝通，也為彼此的滑稽動作抓狂。我們追捕兔子，卻總被它們溜掉了。我們在野地裏尋找食物，兩人相處得還算融洽愉快。有他為伴是一大樂事，他身上流露出原住民長老的所有的典型特質——堅強、親切、沉著、機智，具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一種能夠立即贏得尊敬的力量。同行期間我常想，這樣一個人怎麼會與“原始”這個帶有低下含義的字眼聯想在一起。倘若如某些人所說，“真正的文明如同擁抱疾病”，那麼艾迪和與他同一類的人就是不文明，而這也就是他如此與眾不同之處：健康、成熟和完整。從他身上散發出的特質隻有傻瓜才看不出來。
此時景觀已大大改變，我已遠離令人生畏的沙丘窪洞。廣大如麥田般的黃色草原延伸至棕褐色的岩石山腳下。山的基部被淡綠色和黃色的三齒稃、灌木叢覆蓋，愈接近頂部樹木愈少，最後露出光禿禿的岩石山頂。一些被衝蝕的山地阻礙大部分樹木的生長，偶爾會在一片黃海中冒出一座草木不生的紅沙丘。峽穀青蔥蓊鬱，頂上是無止境的青藍色天空。現在我又感受到那種廣闊、清新明亮和無止境的空間感。
不過，在經曆過這件事，經曆過所有的瘋狂和壓力之後，我急需與人深談。我的惶恐和畏懼已被極度的快樂取代。我的內心深處仍在震撼，仍在搖晃，我必須恢複正常的我，使這些經驗變得有意義。我的旅程已走了三分之一，我最想看見，可能也是唯一想見的朋友是葛蘭道（Glendle），他是皮巴亞特雅拉的社區顧問。我渴望見到他，用英文說出所有發生的事情。不過艾迪一直對我說他已經“走了”（gone）。後來我發現，他習慣在許多句子後麵加上gone這個字，這提供了些信息，讓我不必再擔心。不過，我真的無法忍受葛蘭道已經“走了”這件事。
拜訪社區顧問葛蘭道
艾迪稍微落在我後麵，我可以感覺到他不以為然地看著我——感受到他迷惑的眼光落在我的後腦勺。
“這個女人是怎麼回事？她為什麼不能輕鬆下來，老是不停地問‘葛蘭道在那兒嗎？艾迪，他現在在哪裏呢？’”
他說：“葛蘭道走——了。”一邊用手在空中比畫。他不管說什麼，都會揚起眉毛，瞪大眼睛，露出一臉嚴肅的喜劇表情，不過我實在笑不出來。我轉身繼續走，試圖控製顫抖的下巴，以及在眼眶打轉隨時會奪眶而出的淚水。
“葛蘭道，我求求你，你一定要在，我需要談談，理出頭緒來，我從來不曾像此刻這樣需要朋友，求求你一定要在。”
當晚我們在距艾迪住的溫吉林那村三英裏外的地方紮營。他要我留在帳篷內，他回去拿些細軟。他回來時，手上拿著一隻生鏽的鐵罐，裏麵有一瓶治筋骨傷痛的外用藥、一瓶阿司匹林和一些沙漠藥草，還有一隻紅跳蚤。
第二天早上，我們繼續往皮巴亞特雅拉的方向行進，我已心急如焚，艾迪卻還在一旁唱著歌。我沒有看地圖，根本不知道這個村落。我突然注意到我右邊有一個鐵皮棚，我一定是一直往前看，所以才沒看到。鐵皮棚的牆上有孩子的圖畫。
“這裏怎麼可能有學校？皮巴亞特雅拉不是沒有學校嗎？葛蘭道是這裏唯一的白人，不是嗎？”我停下來眨著眼。這時我茫然不知所措，不確定在牆上的圖畫是否就代表學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做荒謬的假設，不過它看起來像個荒野學校。沒錯，一定是，不然會是什麼？門前突然出現一個身影，有點遲疑，一邊卷著煙，一邊緩緩地走出來。他是典型的年輕嬉皮士，用平靜有教養的聲音說：“哈囉，我們正在等你，一切都好嗎？”
我說不出話來，很想對他伸出雙臂，拜倒在他麵前，大跳輕快的捷格舞（jig，一種三拍子的舞蹈——譯注。）。不過我還不知道自己瘋狂到什麼程度，如果我瘋了，也不希望被他發現。因此我隻是呆呆地看著他，咧嘴一笑，口齒不清地說：“葛蘭道？”
“轉過轉角，你會看到一些篷車，他就在其中一輛。”他微笑著，並遞了一支煙給我。我覺得好窘，不願意讓他看見我發抖的手，也怕自己不小心說些無法理解的話而泄了底。我隻是搖頭，然後繼續往前走。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出什麼。
我發現，人們不會真的在意你是不是瘋了，事實上，他們已有部分的心理準備，況且他們本身也有一點瘋狂。此外，這裏沒幾個人，誰也不在乎是否正麵對一個瘋子。
我立刻認出葛蘭道的篷車，還會有誰把一個風鈴掛在前院的樹上？這是幾英裏地內唯一的一棵樹，而且是一棵枯木。當然也沒有院子，隻有每家住戶所發散出的隱形界線。他走出來，我們互相擁抱，然後跟其他人擁抱。我說不出話來，隻好忙著照顧駱駝，我們三人走進屋內，進行澳洲人不可少的喝茶儀式。我開始語無倫次地說話，用英語滔滔不絕地說話或大笑。
這種亢奮的情緒延續了四天，葛蘭道是最善解人意、親切而無懈可擊的主人。他甚至把他鋪著幹淨床單的床讓給我，他自己則和艾迪睡在外麵。他堅持他比較喜歡睡在外麵，因為太懶了才沒有經常這樣做。這也許是真的。因此，我心懷感激地接受了，倒不是我還沒愛上我的帳篷，而是再度享受睡在床上的滋味也是人生一大樂事。狄吉蒂樂歪了。
當晚葛蘭道煮了茶。艾迪在外麵紮營，一些老人和老婦不停來看他，並跟我和葛蘭道說話。我又一次被這些老人所吸引。他們輕聲細語，不停地咯咯笑著，似乎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一言一行。真希望我能聽懂更多的皮特揚特雅拉語，雖然我經常聽到“駝駱”這個字，但聽不懂抽象的內容，不過我知道當晚他們談了許多駱駝的趣事。
接下來幾天，總有人來來去去，不是來打個招呼，就是借茶杯和水壺，或是喝杯茶，發發牢騷，以及議論政策。這樣很好，但我懷疑葛蘭道能盡到多少力。他有官僚分派的寫不完的公文，他痛恨寫公文。就某方麵來說，社區顧問的工作雖然令人羨慕，但不會有人感激你。他主要的工作是把分錢這件事製度化。分錢的工作通常通過商店，人們在那裏兌現支票，然後以被抬高的物價購買東西。商店的利潤則用來購買原住民委員會認為應該為社區添購的東西，如卡車或槍支零件。他協調所有的體係，像醫療和教育，並充當官員和人民之間的聯絡官。當然，這容易使他招致批評，主要是原住民對預算沒有概念，不清楚錢是怎麼來的，另一方麵，官員對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則一無所知。
葛蘭道告訴我，這個工作還有一些折騰人的地方——沒有一個白人能夠完全融入原住民的現實生活，所知愈多，愈會發現彼此的認知和了解差距有多大。要摸清楚與這個職務有關的各種複雜狀況和守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等你摸熟了，通常都已經陣亡了。有些顧問經原住民長老正式引介給居留地的住民，他們認為這樣更能與他們親近，更了解他們。話雖不錯，不過也有問題。被長老引介之後，他們會發現，與不同的團體有責任衝突時，很難對所有團體保持公平。
由於顧問比原住民更清楚他們的決定可能帶來的後果，因而想要保護他們，這也使得這份差事加倍困難。若不變成像父親一樣的保護者，就會看到一些悲慘的錯誤，但除了給予忠告外也無能為力，因為你明白原住民非得犯這些錯誤，才能學會與白人世界相處。他們不常會碰上好心的白人化解危機，或是扮演緩衝的角色。某些時候，原住民必須自治，與白人劃清界限。葛蘭道已是身心俱疲，幾乎快陣亡了。麵對政府的壓力，以及在缺錢、缺設備和後援的情況下做事，時常令他感到沮喪挫敗。雖然他對這塊土地和人民深深著迷，也享受與他們相互尊重的關係，但這份工作已經走到盡頭，就像每一個長期介入原住民權利的人一樣，不管是被派到原住民保留地，或在城裏的辦公室，需要奮戰的事太多了。比起原住民所受的待遇，一些正麵的措施顯得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
原住民傳統與文化
比起其他許多原住民居留地，皮巴亞特雅拉幸運多了，它的居民來自同一族，沒有常見的族群衝突。傳統上，澳洲原住民每一族都會與幾個族為鄰，有些鄰族是重要的經濟和儀式夥伴，但也有一些鄰族互懷敵意——可能是源自過去的衝突，或是風俗信仰差異較大。無論如何，政府官員最初建立原住民據點和居留地時，根本沒有考慮各族之間的關係。皮巴亞特雅拉由於居民是同一族，個人之間的衝突往往受到傳統律法和族內成規的約束。多年前，這個居留地建立的初衷是被當成一個邊遠的據點，不像溫吉林那是個礦產中心。當初希望皮巴亞特雅拉建立之後，可以帶動而建立其他的邊遠據點，就像衛星城市一樣。
這種建立邊遠居留地的真正意義在於，讓原住民遠離受西方影響較多的政府居留地的製度化壓力。它含有撤退的意味，原住民自願退回到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原有土地上，他們可以在此地進行傳統儀式，教授下一代傳統技能和知識；如果他們願意，也可擷取西方文化中他們認為重要的部分。這種生活方式能夠保留最大的認同感和尊嚴，並使文化衝突減至最低。典型的邊遠居留地可以是一個完全沒有西方製品的營地，甚至沒有槍；但也可能有各種西方設施，包括飛機跑道、無線電，以及幾部大篷車，車裏有教學和醫療設施，同時可能有一名或數名白人老師。邊遠居留地運動似乎已經在隻要政治許可的澳洲部落間開始風行。
在皮巴亞特雅拉的那段日子，我得知皮特揚特雅拉族正試圖把他們租用的土地改為永久持有的土地。族裏的長老最初認為這根本不是問題，對他們來說，不是他們擁有土地，而是土地擁有他們。他們相信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祖先在原住民神話中的“黃金時代”（dream-time，原為澳洲原住民語中的alcheringa——譯注。）曾橫渡地球，這些“祖先”在生物構造上與現代人不同，是人與動植物或水、火等自然力量的綜合體。
這些“黃金時代”的英雄在旅行期間創造了地表，他們把能量留在土地上，留在他們足跡所到之處，或是留在重大事件發生的特殊地點及地標上。現代人經由對這些地方的責任和複雜的聯結，以取得部分的能量。這些就是人類學家所稱的“圖騰”——個人與特殊動植物及其他自然現象的認同。因此，對擁有一個特別地區，並熟稔這些傳說和儀式的人來說，特殊的樹木、岩石和其他自然物均被賦予了極大的宗教意義。
原住民對於誰是傳統上土地的守護者心知肚明。土地的“所有權”和責任是自祖先傳承下來的；人們對於他們出生或懷胎的土地有部分所有權，宗族間還有其他更複雜的關係，土地的責任由宗族共同負擔。
黃金時代、土地和傳統的土地守護者之間的關係，在族人所舉行的複雜儀式中表露無遺。有的是祈求增殖的儀式，確保動植物欣欣向榮，維持土地（事實上是全世界）生態的繁盛；有一些儀式是少男的成年禮；還有一些儀式則是促進社區的健康和福祉。這些從黃金時代傳承下來的知識、法律和智能，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經由這些儀式代代相傳。每一個族人都熟知家鄉的儀式，並有義務尊崇屬於他們或他們所屬的聖地。儀式是原住民和他們的土地之間有形的聯係，一旦被逐出這塊土地，儀式生活式微，原住民便失去生活的力量、意義、精髓和認同。
以皮特揚特雅拉為例，族中年長者不管男女都認為租用或永久占有土地的問題不值一提，而且政府官員對於個中原由是否有任何概念令人懷疑。
對長老而言，擁有土地比我們認為擁有星星或空氣更不可能。
我不是這個問題的權威，想要簡短地說明原住民的宇宙觀，就像用五秒鍾去解釋量子力學；而且沒有長篇大論的人類學論述，根本無法傳達原住民對土地的感情。土地是一切，是他們的法律、道德規範和生存的理由。斷絕了這個關係，他們就成了孤魂野鬼，隻是半個人。他們與土地密不可分，一旦失去土地，他們就失去自我、精神和文化。這就是土地權運動之所以如此重要的緣故，假使我們否決了他們的土地權，我們就犯下文化和種族屠殺罪。
當晚與葛蘭道一起吃晚餐，和平常一樣，仍是用長蟲的全麥、麵粉、牛奶和蛋做的鬆餅——一種很難消化的食物，吃兩口肚子就撐了。有時他會把這種可怕的麵團放在烤盤上，丟進烤箱，稱它為法式蛋奶酥。
在皮巴亞特雅拉推行全麥麵粉是葛蘭道的失敗政策之一。白人來了之後，白麵粉、茶和糖成為許多原住民的主食。雖然葛蘭道不是全麥、糙米和鈴木醫生（Dr。Suzuki）的黃豆奶油的信徒，但是眼看原住民因糖尿病、營養不良和心髒病一個個倒下，他認為他至少應該在原住民的日常飲食中加入一些營養概念。因此他把全麥和白麵粉混在一起，在原住民的店裏販售。偏偏原住民痛恨這一套，他們還是無法忍受。最後，一些長老出麵找葛蘭道，告訴他把麥片粥留給自己吃，他們還是喜歡傳統麵包。不過，葛蘭道也不算完全失敗，因為有一位老婦人愛上了全麥。
我們長談交心了好幾個晚上，我可以感到自己又振作了起來，理出了頭緒，找到了方向，也厘清了迷惑。我提到理查，我仍無法擺脫心中對他的那份負擔，可憐的葛蘭道隻有全盤接受。在一次特別尖銳的長談後，他看了我一會兒說：“說得沒錯，但是你忽略了重要的一點，理查是你的好朋友，為你做了很多事。不管怎麼說，是你邀他同行，而不是他邀你，你不能要求太多。”
天知道，這隻不過是說出了最簡單的事實，卻對我極有效用。經過那次談話，我對理查和《國家地理雜誌》揮之不去的怨恨逐漸消退。
我待在當地的那段時間過得很愉快，非常輕鬆自在，而且學到很多。我打算待到年底，也就是待一整個夏天，等到天氣涼爽後再繼續旅程。有太多事需要盤算，首先，我得安排與理查在沃伯頓見麵，至於《國家地理雜誌》會怎麼說，我不在乎。但是這裏可供駱駝吃的草不夠好，駱駝常因為吃了某種草腹瀉得很厲害。我因此變得急躁不安，迫切地想要動身前進，這個念頭終於勝過與我所摯愛的朋友在一起的樂趣。
艾迪緊盯著兩樣東西——我和我的步槍。他的眼力不佳，雖然無法把槍用得很好，卻是槍不離身。我已經打電報給理查，請他幫我帶支一模一樣的槍到沃伯頓。這個老人會在晚上陪我去查看駝駱，那時他就會把槍背在肩上，哼哼唱唱。他這樣細心照顧我讓我受寵若驚。有一天晚上，我們碰到迎麵而來的一群婦女，其中一位瘦小的婦人穿著比她身材大十倍的舊衣服，離開那一群人，慢慢晃到我們前麵八尺處。艾迪眯起眼睛，接著露出愉快的笑容。
他們用一種禮貌且彼此尊重的方式打招呼，相視而笑。我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但我猜她是他一起長大的親密老友。我們走開後，他仍自顧自地笑著，洋溢出滿臉的快樂。我問他她是誰，他轉向我，臉上散發出光芒，說：“她是溫基查，我的老婆。”他一臉的驕傲和愉快。我從未見過一個男人和妻子如此公開地表露愛意，令人相當驚愕。
艾迪與他太太的巧遇，第一次讓我體會到與大部分白人男性人類學家的論調相反的是，在原住民社會裏女人的地位其實十分強勢，後來的觀察也都支持了這一點。雖然由於環境使然，男女的角色不同，但所有的角色隻有一個功能，就是求生存，彼此互相尊重。女人采集食物的手法熟練，在供應族人食物方麵扮演著比男人更重要的角色；男人狩獵隻不過偶爾獵到一隻袋鼠。女人也有自己的儀式，而且在保護土地上比男人的貢獻更大。女性的儀式與男人並存，但“執法”和保存“知識”的角色落在男人身上，這些知識靠一些聖物傳達。若說今日的原住民有性別歧視，那也是從他們的征服者那裏學來的。艾麗斯斯普林斯的原住民女性和此地原住民女性的地位，差別之大令人不敢置信。
我記得一個故事，但未曾求證過。這個故事與西澳某些部落的傳說有關。最初，女人享有一切，她們擁有生育的能力，她們供養族人，以她們在荒野采集食物的知識養活他們；她們先天具有優越性。同時，她們具備躲藏在秘密洞窟裏的“知識”。男人合謀偷取這些知識，以求取一些平衡（這是關鍵時刻）。婦女們聽說了這件事，沒有加以阻止，她們了解為了保持兩性和諧，這件事勢在必行。她們讓男性偷走“知識”，一直到今天“知識”仍掌握在他們手裏。
繼續由艾迪陪伴前行
我問艾迪要不要跟我往西走兩百英裏到下一個居留地沃伯頓。起初他不太想去，令我極度失望。他說他太老了，而且沒有適合的鞋子。沒有鞋子不成問題，我可以在店裏幫他買一雙。我想到他對年紀的顧慮可能是對的。他已經很老了，如果我每天要走二十英裏路，他可能會吃不消。當然，他可以騎“鮑勃”。我對葛蘭道說出我的疑慮，他聽完後哈哈大笑，他向我保證，艾迪比我們兩個都能走。他還說他確定艾迪會跟我去，因為他注意到艾迪聽到這個建議的那一刻，眼睛頓時發亮。他認為我是最幸運的女人，因為艾迪是族裏備受敬重的長老。第二天早上，艾迪告訴我他還是決定陪我去。他需要幾樣東西，所以我們到店裏買新鞋新襪，並且為他太太買防水布。這家店是典型的原住民商店，一間小小的鐵棚屋裏販售所有的民生必需品，茶、糖、麵粉、水果蔬菜、飲料、衣服和罐頭。商店的貨品每周由艾麗斯來的火車或小飛機補充一次。
第二天早上，我們準備徒步走到沃伯頓。我把大部分的行李丟在皮巴亞特雅拉，這樣行李輕些，而且容易載運。我在旅程中慢慢減少行李，最後隻剩下最基本的必需品。葛蘭道送給我一些他從艾麗斯訂購的奢侈品，有塑料瓶裝的白酒和特大包裝的香煙。艾迪隻帶上他的藥罐。在我們同行的旅途中，我已經注意到他有肩痛的毛病，原本我以為是關節炎，但在我們出發的當天早上，葛蘭道臥病在床，我和艾迪在篷車外做最後的打點，有位老人過來找他。他們走到大約五十碼外，在我和其他前來道別的朋友的注視下，艾迪俯身靠在一個四十四加侖的大桶上，老人用手按摩他的肩膀。我進篷車去問葛蘭道這是怎麼回事。他告訴我，原住民巫醫（nankari）正在替艾迪做行前治療。他告訴我巫醫說不定會從艾迪的肩膀上吸出一塊小石頭，那塊石頭可能是受了敵人詛咒而“被唱”（sung）進他的體內。艾迪五分鍾後回來，手上多了一顆取出來的小圓石。
原住民相信他們因為“被唱”而生病或死亡，而且這種事經常發生。在這種情況下，“被唱”的人必須去找巫醫治療，這是他唯一的希望。
雖然我不可能跳出自身的文化背景來分辨何者為可能，何者為不可能，但我一點也不懷疑巫醫治療部落原住民的成功機率與西方醫師治療離開部落的原住民不相上下。現在較文明的西方醫療人員也開始跟巫醫、接生婆合作，用來治療各種原住民疾病。
臨行前，一再檢查和最後的整理工作搞得我疲憊不堪，但是在離開居留地五分鍾後，平穩的步行節奏、背後的駝鈴聲，以及艾迪的陪伴，又讓我的心氣得以和順平靜下來。
我們在溫吉林那停留，向那裏的人道別，這花了大約一小時。我急著離開，我依然陷在西方式的時間陷阱裏，我嚐試著擺脫，但成效有限。終於完成所有的道別，我們在下午頂著烈日出發，走不到半英裏路，碰到一車的年輕人，又花掉半小時。快，快，快。剛剛上路，又來了一車人。到了傍晚，艾迪說他要去找皮菟裏樹（pituri），那是一種原住民嚼的像煙草的植物。他指著山地的一個峽穀，大約要多繞一兩英裏路。兩人在寂靜青翠的山穀中行進，艾迪采集他要的植物，我則在旁邊觀看。當我們沉靜專心地尋找這些植物時，白天裏的不安和煩躁頓時一掃而空。這個峽穀如此秀麗，如此寂靜，我們虔誠地慢慢走回去，一路上沒有交談。不過一走出峽穀，回到當空的烈日下，不管我把帽子拉得多低，臉龐仍被炙熱的太陽曬焦，我又開始有點煩躁。我盡力地想擺脫，想把這種煩躁、不安從心裏永遠抹去，卻被兩種完全截然不同的時間觀念所左右，我知道哪一種合理，但另一種卻奮力求生存。結構、組織、秩序，這些根本無關緊要，我翻來覆去地想：“天啊！照這樣下去我們要花好幾個月才到得了目的地，那又怎樣呢？又不是馬拉鬆比賽或什麼的，這會是你的旅程中最棒的過程，有艾迪相伴，所以盡量延長吧，白癡，盡量延長吧。但一些例行工作該怎麼麼辦？”我腦子裏不斷翻攪著這類的想法。
這種煩人的困擾持續了一整天，我才漸漸放鬆下來，進入艾迪的時間。
他教我順其自然，在什麼時間做什麼事，享受當下。我交給他全權安排。
過了幾天，我的皮特揚特雅拉語大有進步，但遇到快速的交談仍然用不上。不過這完全不是問題。那種不需要語言就能和一個人完全溝通的感覺真神奇，而且與周遭環境的溝通帶給我們莫大的喜悅。他教我學鳥叫，凝望遠山，笑看駱駝的滑稽動作；他也教我獵捕動物和尋找食物。有時我們合唱，或者獨唱，輪流踢路上的石頭。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我們都沒有說話，卻能夠完全溝通。他會對自己低語呢喃，對著山巒或植物叨絮不休以及做表情。別人可能會以為我們是一對瘋子。
那天晚上我們沒有按照原定路線走，因為艾迪決定帶我穿過他的家鄉。我們在那塊土地上漫遊了一個星期，一路上，艾迪每跨出一步仿佛就長高一些。借著與我們所經過的地點的特別連結，他得到了能量、歡樂和歸屬感。晚上我們紮營時，他告訴我有關這塊土地的神話和故事。他對這片土地就像對自己的身體般熟悉，他像回家一樣，與土地合而為一，我也開始感染這種感覺。時間融化了，變得毫無意義。我這一生從沒有過這麼好的感覺。他讓我注意到過去從未注意的事物——聲音和腳印。我開始注意萬物如何融為一體。這片土地不是狂野凶暴，而是溫馴、富足、友善及無私，這完全看你如何看待它，以及如何融入其中。這種對原住民土地的重要性和意義的認知，令許多在這塊土地上工作的白人受到相當大的震撼。就像托利最近在信中寫道：
這片土地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充分表現在原住民身上，我也感到自己具有這種力量。力量不斷湧出，永不衰竭，全看你如何解釋。
迄今我想起那段時間，仍會浮現一種令人愉快的平靜，不過我對那段時間的記憶很模糊，我想厘清每一天，可是做不到。我可以很清楚地記得一些事件，卻完全記不起是何時何地發生的。不過我發現，艾迪這隻老山羊的腳力確實勝過我五倍。我疲累時他讓我嚼皮菟裏，味道奇臭無比，但倒是讓我精神百倍，可以再跑一千碼，效果就像同時吸八十根香煙。他用某些植物與皮菟裏混合製成一種灰，揉成一團，放在嘴裏嚼，同時另放一些在耳後備用，就像泡泡糖。我晚上請他喝酒，他拒絕了，然後大笑著模仿老人喝醉的樣子。
他要我盡管喝我的酒，他則繼續嚼他的皮菟裏。
艾迪從不插手駱駝的事，這點我很高興。實際上，駱駝是很專情的動物，不會聽從陌生人的命令。除此之外，我把它們像玻璃似的捧在手掌心，寵它們，過分關心，以至一點小事就大驚小怪。我知道艾迪對駱駝的感情不像我這麼感性。我第一次對艾迪有怨言是他堅持要我命令巴布坐下，以便讓他騎十分鍾，然後再命令巴布坐下，讓他下來，走了一英裏路後，又要求重複同樣的動作。他也不高興，當然，因為他無法理解何以有人養駱駝卻不讓它們工作。但這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在我眼裏，駱駝是令人疼愛的寵物，不是載貨的野獸。
到了晚上，我忙著為駱駝除去鞍具，艾迪則為我們兩人晚上睡覺的地方搭一個“屏風”（wilcha），他可以花最少的力氣熟練地完成這件事。我相信熟能生巧。他會把老樹拉成一個半圓形，或是三邊的矩形，在荊棘中清出一塊地方供睡覺用，然後生火取暖。不管我給他幾條毯子，他從來不蓋，而是放在身體下麵。在我們吃完晚飯，聊過天後，他必須確定我已經鑽進睡袋，睡安穩了，他才會把頭枕在手上，進入夢鄉。整個晚上，他不時會醒來，看看我，並在火上添加木柴。他可以接受我給他的垃圾食物，不過我知道，他最愛炭烤袋鼠。這種半生不熟的袋鼠肉鮮美無比，烤的方式是先把表皮燒焦，把毛拔掉，再埋在炭火和沙裏半小時即可。裏層的肉還是生的，帶血，可是肉和內髒鮮美多汁。澳洲有嚴格的法律管理捕殺和烹食袋鼠，事實上，所有的沙漠食物都有法令限製。人們違法，以不當的方式捕殺袋鼠，結果發生不幸的意外事件不勝枚舉。
我有兩把刀，一把用來製皮件，一把用來割動物的皮和肉。有一天艾迪問我為什麼要有兩把刀，一把不就夠了嗎？我向他解釋，佩在我腰上較為鋒利的一把是用來狩獵。我一邊說，一邊模仿切肉的動作。我敢說這個老人差點心髒病發作。他嚇得直搖頭，然後用手抓住我，警告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切袋鼠肉，或剝它的皮，或取下它的尾巴。他不斷重複，要我發誓不會這樣做。當天晚上，他又要我保證不會做這種違法的事。我再次向他保證，我不可能為了我自己射殺袋鼠。一隻袋鼠的肉對一個人和一隻狗來說太多，更何況我也痛恨射殺這些可愛的動物。為了取悅艾迪，我在途中多次朝袋鼠群開槍，但沒有一次命中。我對兔子不會如此內疚，它們和蒼蠅都是從歐洲引進來的，現在它們的數量已多到變成禍害，將土地破壞殆盡。雖然我認為兔子是野生食物中最難吃的，但我和狄吉蒂經常吃。據我所知，澳洲對獵兔沒有嚴格的法律限製，因為兔子不是黃金時代就有的動物。
很不幸地，我們必須回到公路上。我們每天都會在路上遇上一兩輛車，大部分是這兩處居留地的原住民的家人和親戚互相拜訪。猜測車上坐些什麼人是很有趣的事。如果經過的是白人的車輛，艾迪會警覺地靠近槍，以防萬一。如果來的是黑人，必定有說有笑，分享食物、香煙或皮菟裏。通常從大老遠我們就可以判定來的是黑人，因為他們車子的聲音都像破舊的洗衣機，無一例外。在艾麗斯斯普林斯，以過高的價格將老爺車賣給原住民是一種暴利的生意。幸好原住民是偉大的機械師，動動手腳後，車子還可以開。在多克河流傳一個故事，一群年輕人在艾麗斯斯普林斯買了一輛車，必須開四百英裏路回家，到了半路，車子解體，年輕人下車（總共十個人），解下腰上的皮帶，再把車子組合綁起來，一夥人又快快樂樂地開回家了。
我和艾迪在一起，很容易就被原住民所接納。每個人都認識艾迪，每個人都愛他。因為他的緣故，也因為我的駱駝，他們也都喜歡我。有一天，我們來到一個水塘旁的小營地，大約有二十個人。大夥兒一起坐在一個小棚屋外麵，喝一壺極甜的涼茶，大嚼硬麵包，聊了好幾小時。因為我是客人，他們給了我一個錫杯，其他人則把壺直接拿起來喝。杯子平時是用來攪和麵粉和水的，因此茶上漂著一塊塊麵粉塊。不過這不礙事，現在我對食物的態度已截然不同，食物是放在嘴裏吃，用來補充體力，以便我們可以走路，僅止於此。我無所不吃。清洗也變得多餘，我全身發臭，但是我喜歡。雖然艾迪也不是頂愛幹淨，他還是建議我每天至少洗一次臉和手。他也嫌狄吉蒂臭，不讓它用他的杯子。
在鄉野中遊蕩了一陣子後，我們都不喜歡回到公路上，因為我們必須再度麵對一種奇怪的動物——觀光客。有一天下午天氣奇熱，蒼蠅尤其多。我又犯了下午3點鍾的躁鬱症，艾迪自個兒哼哼唱唱。這時遠方揚起一片紅塵，以觀光客特有的速度朝我們逼近。我們閃避到荊棘叢裏：在這種大熱天，我們寧願雙腳被刺，也比麵對那些白癡好。當然，他們看見我們了。來了一大隊人馬，好像在演二流西部片。他們紛紛拿出相機猛拍，我非常生氣，隻想逃到營地，喝一杯，清靜一下。這些人真粗魯，感覺遲鈍。他們和其他的觀光客一樣問了我一堆問題，並且沒禮貌地對我的外表評頭論足，仿佛我是他們的餘興節目。也許當時我看起來真的有點怪——一年前我在艾麗斯斯普林斯穿了一個耳洞，我花了幾個月才鼓起勇氣接受這種習俗，穿了耳洞後，我不希望它長縫合起來，但是我的耳環掉了，隻好用一支大別針取代。我全身又髒又臭，頭發亂七八糟地纏結在一起，活像史提德曼（Ralph Steadman）的畫。
他們注意到艾迪，其中一位男子用手抓住他，把他推到一個位置，說：“喂！土佬，來跟駱駝站在一起，小家夥。”
我驚愕得說不出話來，不敢相信他竟然這樣說話。怎麼會有人敢稱呼像艾迪這樣優秀的人“小家夥”或“土佬”。我氣得把這個笨蛋推開，然後和艾迪離開他們。艾迪臉色乍變，不過當我說不要再拍照，而我們也不會再跟他們說話後，他表示同意。同隊的最後一位觀光客最後一個人在幾分鍾後到達。
我拿出我的老把戲，用帽子遮住臉，然後大叫：“不要拍照！”艾迪也跟著應和。不過當我經過他們的旁邊，我聽到哢嚓哢嚓的拍照聲。我大叫：“殘忍的豬！”我憤怒到了極點。這時，身高五英尺四英寸的艾迪突然回過頭來，昂首闊步地朝他們走去。他們仍忙著按快門。他在一位女士麵前站定，做了一場精彩的演出：他變成一個精神錯亂的危險黑人，在空中揮舞棍杖，用皮特揚特雅拉語對他們胡言亂語，還向他們索取三塊錢，同時上上下下跳躍著。他們愣在那兒，嚇壞了。這些人大概在珀斯時聽說黑人是會殺人的野蠻人。他們往後退，把口袋裏的錢全部掏給他，然後落荒而逃。他一本正經地向我走來，我們再也忍俊不住，彼此擊掌大笑，像小孩似的又哭又笑，笑得全身發軟站不穩。
我對這件事感受最深的是，艾迪理當感到難過，但是他沒有。他把這件事當做一個自娛、娛人的笑話，至於他有沒有拿它來教育我，則不得而知。不過當時閃現我腦海的是：這個老人，他的族人，他們如何被屠殺到幾近滅絕，以及他們被迫住在如集中營般的居留地等等。他們舉行神聖儀式的照片被刊登在人類學教科書的彩頁上，他們神秘的聖物被偷，擺進博物館，他們的力量逐漸耗盡，他們遭到這個國家大多數白人的辱罵和誤解，然後在他們廉價的劣酒中，在他們的疾病和他們的死亡中走向毀滅。我看著這個半盲的老人笑得如此開懷，好像他從未經曆過這些，從未受到殘酷的蔑視，一生中未曾有過煩惱。我想，好，老家夥，如果你能辦到，我也能。
溝通上的問題
沃伯頓快到了，我根本沒看地圖；有艾迪在，地圖是多餘的。但我想知道究竟還有幾英裏路可以到，於是問一些開車的原住民青年，沃伯頓還有多遠。
“嗯，可能有一點遠，也許再過一夜，或兩夜。反正是有一點遠。”
“哦，我知道了，謝謝。還有一點遠？好，當然。”
他們似乎把距離分成幾種：有一段路、有一點遠、很遠、非常遠、太遠。當形容從此地到大海就用最後一個。我若對他們說我要去大海，而他們從未見過海，這時他們會揚起眉毛，搖搖頭說：“非常，非常，非常遠，要過好多個晚上，大海？太遠。”然後他們會再搖頭，祝我好運，或是抓住我的手臂微笑，看著我，露出驚訝的表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我們營地上方的一個沙丘上，把歌利亞綁在一棵樹上，艾迪則忙著建“屏風”，有兩個年輕人騎著單車過來。他們看到我後停下來，過來與我坐在沙丘上。與艾迪相處了兩周，我已完全變了個人。我與艾迪以啞劇動作和皮特揚特雅拉語溝通，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平行的宇宙。我發現，從原住民的現實世界轉換到歐洲的世界十分困難，我需要有另一套觀念和不同的閑談方式。我可以感覺我腦袋裏生鏽的老機器正在運轉，但應付得還不錯。他們其實很討人喜歡。我剛剛進入半正常的對話時，艾迪來到沙丘上，手裏拿著來複槍，臉上露出敵意和高度的懷疑。他坐在我左邊，麵對兩個年輕人，槍放在大腿上，用皮特揚特雅拉語要我告訴他這兩個人是誰，是否可以信任。接下來，最荒謬的事發生了。我試圖向在場的每個人再三保證（兩個年輕人顯然坐立難安）一切沒事，不會有人開槍。隻是不同的語言全都混在一起，愈說愈糊塗。我對著兩個年輕人說方言，然後用英語對艾迪說：“他們沒問題，真的，我去為他們泡幾杯茶。”說完我又急忙翻譯成皮特揚特雅拉語。艾迪堅決地說：“Wiya。”你不需要懂得一種外國語言，才聽得懂那種語言中的“不”，特別是從一位手裏抱著槍、板著臉孔的人口中說出來。兩個年輕人夾著尾巴慌忙跑下山，消失在暮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