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最多（240多艘）、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歐洲多個國家航海時間早幾十年，是明朝之初國力強盛的直接體現。
鄭和的航行之舉遠遠超過將近一個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航海家，如麥哲倫、哥倫布、達伽瑪等人，堪稱是“大航海時代”的先驅，也是唯一的東方人，他更比迪亞士早57年遠赴非洲。
朱棣安排鄭和出海是有著深層次目的的，除了尋找建文帝外，鄭和還肩負著威服四海，胸懷遠人的使命，這大致也可以算是中國曆史上的老傳統。
但凡強盛的朝代，必定會有這樣的一些舉動，如漢朝時候貫通東西的絲綢之路，唐朝時眾多發展中國家及不發達國家留學生來到我國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都是這一傳統的表現。
中國強盛，萬國景仰，這大概就是曆來皇帝們最大的夢想吧，曆史上的中國並沒有太多的領土要求，這是因為我們一向都很自負，天朝上國，萬物豐盛，何必去搶人家的破衣爛衫？
但正如俗話所說，鋒芒自有畢現之日，強盛於東方之中國的光輝是無法掩蓋的，當它的先進和文明為世界所公認之時，威服四海的時刻自然也就到來了。
鄭和的航海無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鄭和之後明政府之所以終止航行是因為鄭和太成功了，“他的海軍滿載榮譽勝利歸來，並確認帝國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鄭和與他的隨從也可以說失去了繼續遠航的意義”。
由於不再擔心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帝國的安全戰略便轉向北方防範蒙古。
另一個原因應該是財政上的考慮。在明朝帝國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對遠航的不同意見。這是一項投入很大的事業，據統計，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每隻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花費很大。
到了明朝憲宗年間時，又打算下西洋，憲宗皇帝下令索取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資料，但是這些材料卻被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起來。
這位敢於抗上的官員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
這位官員竟敢直指下西洋為“敝政”，可見內部反對之激烈。
因此，明政府規定，除了皇家特許外，民間百姓一律不得出海，否則就是犯罪。
這種政策與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明朝，從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動是犯罪行為，民眾一出海便成為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為有所發現而成了民族英雄。
不同的政策鎖定了海洋活動的方向，在明朝，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滿足，一旦他們聽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從國家層麵到百姓層麵，徹底地封鎖了海洋，以至於造成了在世界史的關鍵時期海洋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缺位。
明朝統治者認為自己已經是天下最強大的國家了，那些番外小邦隻需來朝貢便可，自己則已無須再走出去。於是，從官方到民間，都開始了固步自封坐井觀天的心態。因而，洋人在這一百幾十年裏，對於明朝的民眾來說，是既陌生且落後。
墨離點頭說道：“其實，單就科技和經濟方麵來說，西洋人由於吸收了我華夏的文明科技並不斷創新，這些年來已經開始發力並趕超我華夏了！如果我們再不奮起，加快發展民生發展科技的話，將來洋人就要來奴役我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