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奧地利現代文學作品
變形記
《變形記》是奧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於1912年創作的，它給讀者的第一個突出印象，就是荒誕不經。
小說主人公格裏高爾·薩姆沙，是個旅行推銷員。一天早晨，他從噩夢中醒來，發現自己突然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公司秘書主任為他沒上班找上門來，父母和妹妹也急來詢問情由，都見狀大吃一驚。從此，他成了家庭的一個沉重包袱，甚至被認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終於受盡親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細的寫實手法，逼真地描繪了格裏高爾變形後，在言行習慣、飲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麵發生的具體變化，活畫出一隻巨大的甲蟲——“老屎蜣螂”的醜惡形象。
人，突然變成了甲蟲，這夠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還保留著人的一切思想感情。這是一隻地道的甲蟲，卻具有美好的人性。外形醜惡，內心善良，如同《巴黎聖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蟲形而人心，這是比加西莫多還要奇特的一個藝術形象，小說就是以格裏高爾這樣一個“怪物”為中心人物，寫他變形後的不幸境遇和悲慘結局，基本情節神秘而離奇。
但是，作者並不是為荒誕而荒誕，其中存有深意。這就是深刻地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裏“人的異化”。所謂“異化”，原是德國古典哲學的術語，其意指主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分裂出其對立麵，變成外在的異己的力量。在《變形記》裏所表現的“人的異化”，可從兩方麵來看：一是從人本身來看，“人”變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私有製和現代化的大生產，“物”，也就是財富、機器、生產方式，在生產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內容，異化為統治人的、與之敵對的異己力量，把“人”變成“物”的奴隸，最終使人也變成了“物”，或者說“非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通常可見的現象。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就生動地表現了這一點。這也是卡夫卡在《變形記》中所要表現的。小說主人公格裏高爾，在生活的重擔與職業的習慣勢力的壓迫下，從“人”變成了一隻甲蟲。這似乎是荒謬絕倫，不可思議。但是，如果他不是變成一隻甲蟲，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癱瘓，或出了事故，成了殘廢，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藥，或有了什麼過失，出了問題，等等，那我們就一點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因為在那樣的社會條件下，一個人要負擔一家四口的生活，還要給父親還債，設法送妹妹上學，不得不“挑上這麼一個累人的差使”，“長年累月到處奔波”，什麼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呢？在小說中，人變成了一隻甲蟲，不過是一種象征手法。既然人可以變成一隻甲蟲，當然也可以變為別的什麼。這如同一種代數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數字。甲蟲式的人，可以說是人的“異化”或“物化”的一種象形符號，是對這種現象的一種獨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黴人孤獨和悲哀的象征。這樣看，才更能見出其深刻的普遍意義。人物變形，這在文藝作品中並不罕見。奧維德的《變形記》，其中一些人物最後不是變成獸類，便是變成鳥形，或者花、草、木、石。卡夫卡的《變形記》不能說沒從此得到啟示。但奧維德的《變形記》的變幻，純出於偶然，缺乏社會的必然性內容；而卡夫卡《變形記》的人物變形，則有其特定的憂憤深廣的社會底蘊。
我國的《西遊記》極寫孫悟空等神怪之多變，他們可以自由地變來變去；而卡夫卡筆下的格裏高爾則不然，他之變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的圖景。這是其獨特處，也是其深刻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誰也料不到有什麼無妄之災哪天落到自己頭上。這種災禍之來如同一場噩夢，等你清醒過來，人事已非，身同隔世。格裏高爾之變形就是如此。這變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無法改變，從而更加表明這種災難之深重，和難以抗拒。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說：“不斷運動的生活紐帶把我們拖向某個地方，至於拖向哪裏，我們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們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作者隻變格裏高爾之形，而不改其受壓抑的小職員的身份與性格，正是為了強調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運的悲慘。
再從與人的社會關係來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個敵視他的陌生世界處於對立地位。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人與人之間是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冷酷無情的金錢關係，連家庭成員之間也是如此。小說借主人公格裏高爾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這一點。格裏高爾變形前，維持著一家寧靜溫飽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關係挺熱火的；一旦變形，這種熱度就急劇下降，以至冰結。格裏高爾還是那個格裏高爾，心還是那顆心，隻是因為一具甲蟲的軀殼，就被一家人視作異類。昨天他們還是那樣相知的親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麵孔，彼此之間如此隔膜，言語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間隔著一道無法打通的玻璃牆。生活在親人之中卻舉目無親，孤苦無合，這該是一種多可怕的孤寂！小說從格裏高爾的角度展開故事的敘述，一切從他的眼中見出，通過他的心理活動的折光來反映周圍環境的變化，寫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人的孤獨感。誠然格裏高爾的親人也曾為他著急，希望他能夠好轉，但這主要還是怕他丟了差使，影響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醜”，有損他們的名聲地位。及至好轉無望，則視為禍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格裏高爾之所以被從家庭關係中孤立出來，備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殘而死，與其說是因為他成了一隻甲蟲，倒不如說是因為他已失去了使用價值，損害了一家的私利。格裏高爾不死於車禍，不死於疾病，不死於戰爭，亦非死於他人的迫害打擊，而竟死於自己親人之手，死於他所全心愛著的人們之手，這難道不是慘絕人寰的大悲劇嗎？作者以犀利的筆力，透徹地解剖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撕開了籠罩在家庭之上的溫情脈脈的紗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現實本相。骨肉至親尚且冷酷如此，其他關係可想而知，作者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變形記》所提出的問題，在卓別林的《摩登時代》，以及巴爾紮克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這些作品有的也極盡誇張之能事，但都采取了比較接近現實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為什麼偏要用如此荒誕不經的方式，來表達這樣嚴肅的問題呢？我想至少有這樣的作用：其一，是便於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麵，把問題暴露得淋漓盡致。生活中種種社會弊病，由於被粉飾著，人們往往視為正常。直至有大跌宕，把塗在生活表層的粉飾剝落，才現出其全部荒謬性來。讓人物變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飾、揭矛盾、表示自己對生活的理解與態度的一種特殊手法。試想，如果不是因為格裏高爾變成了甲蟲，怎能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家庭關係的極端虛偽性及其利己主義本質。這種虛偽性是隨著格裏高爾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層深入地揭露出來的。其次也是為了強調，使問題顯得特別尖銳突出，驚心動魄，發人深省。人的異化盡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們往往並不理解它，注意它。在《變形記》中，由於這種不無怪誕的象征手法的運用，異化世界被置於使人們能夠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人變成了甲蟲，這是對人的“異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沒有比這更駭人聽聞的了。唯其如此荒誕，才特別引人注意，而不會漠然置之。唯其荒誕之中有真實，涵深義，才能使讀者如此震驚，久久沉思。
由於作者力圖寓嚴肅於荒誕之中，《變形記》在藝術上相應地具有這樣一些特點：（1）現實與虛幻的結合。人變成了甲蟲，這是虛妄而不可能的。甲蟲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這更是不可思議。然而就構成這樣一個特殊甲蟲的材料而言，又無一不是現實的，寫得真實生動，活靈活現。就格裏高爾這個甲蟲式的人而言，總的說來是超自然、超現實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環境而言，就他周圍的社會關係而言，則又都是現實的，是一定社會生活的真實再現。用寫實的手法敘述反現實的事件，讓非現實的人物生活在現實的環境之中，現實的因素與虛幻的因素如此緊密地粘合在一起，構成《變形記》新奇怪誕的風格。（2）借虛妄寫真實，於“正常”見反常。格裏高爾不幸變甲蟲而死，這看似荒誕，卻真實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普通人的悲慘命運。格裏高爾死於自己親人之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壞。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們對格裏高爾的態度各有不同，但隨著格裏高爾的病態發展和他們的社會生活條件的改變，逐漸變得一致起來。這說明，不論什麼人，在那樣的情況下也會這樣的，問題的嚴峻性就在這裏。作者把這種冷酷的利害關係寫得這麼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為了揭露人們都已習慣了的“正常”關係的反常性，以引起人們的覺悟和思考。（3）敘而不議，含而不露。《變形記》是一個悲劇。可是作者在敘述格裏高爾的不幸時，卻采用了四平八穩的筆調，不動聲色，不帶感情，不發議論，也不作任何評價，這種客觀冷靜，含而不露的表現手法，卻使這篇小說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讀者心靈的效果。由是我想起高爾基致契訶夫的一封信，高爾基說：“您可知道，在您的戲中，我覺得您處理人物比魔鬼還要冷酷，您對待他們像風雪一樣的冷。”可就是《萬尼亞舅舅》這個戲卻使高爾基感動得哭了。卡夫卡並不像有些作者那樣重視作品的共鳴作用，他首先考慮的是要喚起讀者的思考，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在作品中不傾注自己的感情。卡夫卡把自己的愛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銀瀉地，不露痕跡。他竭力隱蔽在自己所描繪的圖畫後麵，用自己所創造的形象體係給讀者造成一種悲慘壓抑的總印象。難怪我們讀後就像心頭壓著一塊石頭似的。（4）鮮明強烈的對比。一是愛與憎的對比。格裏高爾變形後，總是為家庭著急、分憂，充滿著對親人關懷、體貼之情，直至死前還“懷著溫柔和愛意想著自己的一家人”，並且願意為自己的親人而死。這同他父母和妹妹對他的態度截然相反。再是變與不變的對比。格裏高爾形變而心未變，他的親人們未變形卻變了心。一是蟲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蟲”心，這也是一種對比。通過這些對比，表達了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評析。由於以上特點，使得《變形記》具有自己鮮明的藝術特色。
當然，《變形記》也有不足之處。作者尖銳地反映了人的異化問題，然而他所注重的隻是“結果”，卻沒有正麵展示這種異化的過程和原因，更沒能指出擺脫異化的出路。這與卡夫卡在創作上強調寫“瞬間”的直覺，以及他世界觀中悲觀厭世的思想分不開的。他說：“我著重的隻是進行寫作的那些瞬間”，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簾的東西，都隻是從半腰的某個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視野的”。他對冷酷無情的資本主義社會感到厭惡，看到了社會的荒謬和醜惡，但又認為無力加以改變。他說：“目的雖有，卻無路可循；我們稱作路的東西，不過是彷徨而已。”這些思想上的弱點，使他的作品蒙上陰沉灰暗的色調和神秘晦澀的迷霧。但是，卡夫卡畢竟讓我們如實地看到了那個奇形怪狀的社會現實，為被損害的孤苦無告的受難者呼喚著同情、憐憫和援助，提醒人們重視這些問題。
判決
《判決》是卡夫卡於1913年創作的一部小說，它是卡夫卡早期公開發表的代表作 ，也是卡夫卡自己喜愛的作品之一。
小說一開始，主人公格奧爾格·本德曼正在房間裏給一位多年前遷居俄國的朋友寫信，告訴他自己訂婚的消息。格奧爾格是個商人，自從幾年前母親去世後就和父親一起生活，現在生意日益興隆。他寫完信來到父親的房間，父親對他態度非常不好，懷疑他根本就沒有什麼遷居到俄國的朋友，還指責他背著自己做生意，盼著自己早死。突然父親又轉了話題，嘲笑格奧爾格在欺騙他的朋友，而父親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並早已把格奧爾格訂婚的消息告訴他了。格奧爾格忍不住，頂撞了父親一句，父親便判兒子去投河自殺。於是，格奧爾格衝下樓梯，真的去投河了。臨死前，他低聲喊道：“親愛的父母親，我可一直是愛著你們的。”這篇小說也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的一篇傳記。
卡夫卡的父親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商人，精力充沛，性情無常；由於事業的成功，為人傲慢，對兒子管教頗嚴，尤其是對卡夫卡不切實際的幻想和誌趣經常加以嘲笑。因此，卡夫卡從小對父親既敬仰又畏懼。當他拿起筆來創作時，就寫了這篇以父子衝突為主題的短篇。小說不僅表現了對“原父”的恐懼感，也表現了對家長製的奧匈帝國的不滿；與此同時，卡夫卡通過這個奇怪的故事，還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荒誕、非理性。
審判
《審判》是卡夫卡於1914年~1918年創作的作品。
《審判》常被看作卡夫卡的重要作品，並已拍成電影。小說寫的是一個具有表現意味的荒誕故事，開頭很富懸念：“一定有人誣告約瑟夫．K，因為他沒做壞事，卻在一天清晨被捕。”人們自然會問：誰是誣告者？K為什麼受審判？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敘事線索撲朔迷離，具體描寫猶如夢幻，懸念始終懸而未決。讀者由此被吸引進入了一個虛構藝術的迷宮，發現主人公K不明不白被捕後，一方麵確信自己無罪，一方麵又在接受抽象法庭的抽象審判，同時還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繼續從事銀行職員的工作，直到一年後引頸受戮。問題是，K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麼罪。
作品的主人公是個小人物。他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與命運抗爭。他四處奔走，尋求幫助，竭力為自己申訴。然而律師對他講了實話：所謂法院其實是個“藏汙納垢的地方”。法庭根本不看狀子，“定罪往往是由於某一個不相幹的人說了一句不相幹的話。”然而法院一經起訴，“它就堅信被告有罪”。他為自己的案子上訴了20年，到頭來傾家蕩產，徒勞無功。K終於省悟了：“這個法庭的種種作為有強大的機構作背景。它所幹的就是把無罪的人抓起來，進行莫名其妙的審判。”
值得注意的是，“這審判之所以是審判，隻是因為我對它的承認”。就是說，“審判”能否成立要取決於K，以K的自願為前提。於是，荒謬絕倫的審判在一定意義上反而成為K對法庭這一體現類似父權力量的社會存在的審判。事情正如卡夫卡在別處所說：“您高高在上”，好像是法官：“其實是我坐在法官的位置上並且至今仍未離開”。K四麵出擊，處處表現出對法庭這一龐然大物的蔑視和厭惡。他稱法警是“烏合之眾”，法官是‘腐化墮落的黑幫”，說法庭的唯一意義“在於它毫無意義”。國家機器作為類父權力量的擴展和延伸，在這裏成為卡夫卡清算審判的主要對象。
K在小說結尾束手待斃，隻是表明了人物既不能也不願在這種類父權力量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裏繼續生存的事實。K為自己曾活在這樣一個根本談不上公理與正義的世界而感到羞愧，為自己曾萌生貪生怕死留戀人世的念頭而無地自容。
事實上直到死刑執行，K仍然不知道“他從未見過的法官在何處？他從來沒有能夠進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裏？”對這個法律形同虛設，迫害卻如影隨形的世界，K沒有眷戀隻有厭惡，甘願引頸受戮。他臨死前唯一的遺囑，隻是感覺不好，因為他覺得自己“真像條狗”。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一種對於荒謬異己的世界欲哭無淚、欲笑無聲的獨特審判。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小說中“法律的序文”裏有一個怪誕的故事：鄉下人一生試圖進入法律大門，卻始終為“看門人”所阻。彌留之際，看門人告訴他：此門專為你而設，現在我要關上它並離開這裏了。小說人物對這一故事展開了討論，並嚐試做出種種可能的解釋。他們最後認定，所有解釋實際上都不成立。因為能夠作為依據的，隻有處在解釋之外又決定著所有解釋的一個事實：並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到法那兒去”。一切都要得到許可。法的本質就是頒發許可的權力。鄉下人、看門人看來都不過是誠實、職責之類傳統觀念的受騙者。他們無冤無仇，卻在畢生對峙中耗費了寶貴的生命，成為法的騙局的犧牲品。悲劇或許在於，誰都在等待來自外部的許可。誰也不敢去嚐試許可範圍之外的事情，哪怕它屬於自己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