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我們不用再說了。
現代哲學並沒有黑格爾這種能統一天下的哲學家，所以我沒法告訴你，今天有什麼現成可以用的哲學結論。我們隻能說，當前的哲學家們，大多認為形而上學是走不通的，靠純理性也回答不了哲學問題。現代哲學家提出的各種認識世界、認識人生的方法都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大都需要人們自己去感受體驗。
那麼我們是不是該說，西方哲學發展了這麼多年，結果不就是一個笑話嗎？一點有用的東西都沒有留下嘛。
不。我覺得西方哲學的最大價值在於，它限製了人類理性的認識能力。休謨、康德、邏輯實證主義者等等哲學家，給我們劃出了一個理性認識的界限。超過這個界限的知識，理性不能正確地把握，硬要用理性去研究，隻能得出各種荒誕的結論。
這麼看來，老子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就很有道理了。這句話的解釋之一是：真正的哲學問題，一旦被說出來，就不是普遍真理了。
但是，我們前麵說到了理性的重要性。如果一個哲學答案不能靠理性表達，那麼人和人之間就沒法對此交流。一個人得到了哲學答案，其他人無法去檢驗這一答案是不是正確的。因此，非理性的哲學思考，必然會帶來答案的主觀性。或者說，我們得到的隻能是主觀真理——你自己說是真理就是真理。
當然這不好接受，但是這似乎是我們唯一能得出的結論了。
哲學問題的回答隻能是主觀的這件事，還有另一個理由。
還記得我們在講辯證唯物主義的時候提過一係列類似於“懷疑者不能懷疑自身”之類的爭論吧。
我們當時說，經驗主義者“隻有來源於經驗的知識才是可靠的”的論斷並非來自於經驗；康德用來批判理性的工具卻沒經過自己的批判；黑格爾講辯證法，但是他的辯證法不是辯證的；馬克思說階級論，但是他不認為自己的理論帶有階級局限；邏輯實證主義用來分析語句的規則，經過自己的分析就變成無意義的了。後來到實用主義的時候，羅素也批評說：實用主義以“是否實用”為標準評價真理，但是“是否實用”的標準是什麼呢？如此追問下去，必然會形成無限回溯，得不出結論。
中國哲學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老子認為學問沒好處，應該把所有的學問都忘了，“絕學無憂”。墨家就反駁說，你老子“教”別人“絕學無憂”，那你這個教的過程不就是在教學問嗎？從邏輯上說，你怎麼可能“教”別人“不學”呢？
我們會發現，這種情況在哲學史上並不是偶然，幾乎每一個哲學流派，都麵臨著自己不能證明自己的窘境。那麼，這種“懷疑者不能懷疑自身”的質問隻是一種抬杠嗎？當我們成為懷疑者的時候，我們把原則製定為“我們可以懷疑一切，除了本原則之外”不就可以了嗎？
不行。
假設一個老百姓說：“所有人說的話都可信，專家教授的話除外。”這話是沒問題的，因為說話的人不是“專家教授”，他說的這句話管不了他自己。隻要他不是在談論自己，那麼他可以任意發表意見，說什麼都行。
然而哲學研究的是“什麼知識真實可信”，是認識論的問題。按照懷疑精神，任何知識必須先經過確認才是可信的。然而，我們用來確認知識是否可信的方法（也就是各種哲學理論），本身也屬於知識的一種，它們在給別的知識提出限製的同時，也就在給自己提出限製。
在這種情況下，哲學理論必須自己能證明自己，是自洽的。
但是在我們熟悉的哲學理論裏，還不存在這樣的例子。
所以，我們隻能接受這樣一個結論：對於哲學問題，隻可能存在主觀真理，不存在客觀真理。形而上學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那麼，我們必須麵對這樣一種處境。
我們所得到的主觀真理必然缺乏一個衡量對錯的標準，甚至於其他人連評論都無法評論。結果就是，要麼我們陷入不可知論，認為人類就是一個永遠都不能認識真理的可憐生物；要麼對真理的把握隻能靠自己的感覺，覺得什麼是真的就相信什麼——那麼，這不就相當於是信仰了嗎？
這在哲學史上倒不是稀奇事。把握真理靠信仰，這不僅是克爾凱郭爾的真理觀，連形而上學的高手康德也有類似的觀點。在康德的理論裏，人自己是物自體，但是物自體不能被認識。康德就認為，人自身是不可知的，但可以被信仰把握。
自然，一個靠信仰把握的真理是難以避免獨斷論的。我們研究哲學，從蘇格拉底的懷疑開始，最初的原則就是避免獨斷論，反對宗教信仰的盲目性。我們最終的結果雖然不能說是回到了原點，但是也足以讓我們大為泄氣。
泄氣的還不止是我們。
粗覽藝術史，我們會發現頂級藝術家都很苦悶。作為這世界上最有才華的人類，頂級藝術家思考的問題常常和哲學家一樣，都是一些形而上的終極問題。隻不過藝術家不用理性探索，而是想通過藝術作品讓別人和自己感同身受。但他們為什麼都不約而同地苦悶呢？難道他們不都是最聰明的人嗎，他們不都是在用畢生的精力追求答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