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我出生在布洛涅—比揚庫爾，瑪格麗特路11號，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弗拉芒人，他們在敵占時期的巴黎頗有點名聲。我寫猶太人，並不知曉這個詞對我父親究竟意味什麼，隻因當年他的身份證上是這樣注明的。兵荒馬亂時期，人與人往往邂逅相遇，因此，我從來就沒有婚生子嗣的感覺，就更談不上家產繼承人了。
母親於一九一八年生於安特衛普，童年是在那座城市的郊區度過的，位於基爾和霍博肯之間。她父親先是當工人，後來成為測量員助手。她姥爺是碼頭工人。康斯坦丁·默尼耶[1]製作碼頭工人雕像時，就是請他當的模特。那尊雕像豎立在安特衛普市政廳前麵，如今還供人瞻仰。我還保存著他一九一三年的工資簿[2]，他記錄了他卸貨的所有輪船：密歇根號、伊麗莎白城號、聖安娜號……大約六十五歲那年，他因失足墜落，摔死在碼頭上。
母親還是少女時，就加入了紅隼派[3]，在煤氣公司幹活。夜晚，她聽戲劇藝術課。一九三八年，她被電影藝術家和導演約翰·範德海登錄用，參加他組織的弗拉芒“喜劇”巡演。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四部電影裏扮演了角色。她成為歌舞演員，在安特衛普和布魯塞爾音樂廳演出，那裏聚集許多來自德國的逃亡者。在安特衛普，她住在霍倫斯塔特街的一個小套間，同兩個朋友合居：一位舞蹈演員喬比·範阿倫，另一位萊翁·勒芒斯，算是一位同性戀富翁，約翰·L男爵的秘書和掮客，他死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奧斯坦德城的轟炸中。她最要好的男友，名叫隆·朗多，是個室內裝飾師，一九四二年在布魯塞爾相遇，戴著黃星標誌。
我缺乏足夠的參照標記，就盡量按照時間順序講述。一九四〇年，比利時被占領之後，我母親就在布魯塞爾。她同一個名叫喬治·尼爾斯的人訂婚了。尼爾斯二十歲上就接手經營一家旅店：坎特伯雷飯店。這家飯店的餐廳，當時被宣傳飛行中隊的軍官部分征用了。我母親就住在坎特伯雷飯店，遇見形形色色的人。所有那些人我一無所知。我母親在廣播電台工作，播送弗拉芒語節目。她還受聘於根特劇院，一九四一年六月參加巡演，沿大西洋和拉芒什海峽的港口，為托特組織[4]所屬的勞動者演出，後來又北上，到阿茲布魯克，為德國飛行員演出。
當年，她是個心硬的漂亮女孩。她的未婚夫送給她一隻中國種的長毛犬，她對狗不上心，隨便托給別人照看，就像後來她對待我那樣。那隻長毛犬從窗戶躥出去自殺了。那隻狗留下兩三張照片，應當承認，它無限觸動我的心，我感到同它非常接近。
喬治·尼爾斯的父母，在布魯塞爾開飯店，十分富有，他們不願意自己的兒子同她結婚。於是，她決意離開比利時。德國人有意把她派往柏林的一所電影學校，不過，宣傳飛行中隊的一名年輕軍官，是她在坎特伯雷飯店結識的，幫她擺脫困境，把她送往巴黎，進入由格雷文[5]領導的大陸電影製片公司。
她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來到巴黎。格雷文在比揚庫爾攝影棚讓她試了鏡頭，但這不是決定性的一步。最後她進入大陸電影公司，做“譯製”工作，為這家公司拍攝的法語片撰寫荷蘭語字幕。她成為格雷文的一名助手奧萊爾·比紹夫的女友。
在巴黎，她住到孔蒂河濱路15號，是布魯塞爾的一個古董商和他朋友約翰·德·B合租的套房的一個房間：在我的想象中，約翰·德·B年少時，同母親和姊妹們住在普瓦圖偏僻的古堡，偷偷給科克托[6]寫出熱情洋溢的信件的情景。由約翰·德·B的介紹，我母親會見了一個德國青年克勞斯·瓦朗蒂納。他藏身在一個行政部門，住在伏爾泰河濱路一個工作室，閑時就閱讀伊夫林·沃[7]的最新小說。後來，他被派遣到俄羅斯前線，死在戰場上。
孔蒂河濱路的套間還接待一些客人：一個俄羅斯青年喬治·德·伊斯馬伊洛夫，肺結核患者，可是他在占領時期，寒冷的冬天，總是不穿大衣就出門。有一個希臘人克裏斯托斯·貝洛斯，他錯過了開往美洲的最後一班郵船，未能去會合他的一個朋友。還有一個同齡女孩日內維埃芙·伏杜瓦耶。他們這些人，僅僅留下了姓名。我母親應邀進入的第一個法國資產階級家庭，就是日內維埃芙·伏杜瓦耶及其父親讓—路易·伏杜瓦耶的家。日內維埃芙·伏杜瓦耶還把孔蒂河濱路15號的鄰居阿萊蒂介紹給我母親。阿萊蒂願意保護我母親。
請原諒我，列出所有這些人名以及隨後的人名。我形同於狗，佯裝有一本家譜。我母親和父親並不從屬於任何確定的社會圈子。不管多麼漂浮不定，多麼模糊不清，我也應該在這片流沙中，竭力找出一些蹤跡和方位標，猶如力圖複原字跡模糊的一張戶籍卡片，或者一份行政調查表。
我父親於一九一二年出生在巴黎，佩特萊勒街心花園廣場，正是九區和十區的交界。他的父親原籍為薩洛尼卡（希臘），出身一個從托斯卡納遷徙到奧斯曼帝國的猶太家庭。在倫敦，在亞曆山大，在米蘭，在布達佩斯都有表兄弟。我父親的四個表親：卡爾洛、格拉齊亞、吉亞科莫和他妻子瑪麗，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在意大利，在阿羅納，馬喬列湖[8]上被黨衛隊殺害了。我爺爺少年時期就離開薩洛尼卡，去了亞曆山大。然而幾年之後，他又動身前往委內瑞拉。我認為他跟祖籍和家庭一刀兩斷了。他到瑪格麗塔島，熱衷於珍珠交易，後來到加拉加斯，經營起一家百貨店。一九〇三年，他離開委內瑞拉，到巴黎定居了，在夏托丹街5號開了一家古董店，出售中國和日本的藝術品。他持一本西班牙護照，一直到謝世，總在西班牙駐巴黎領事館登記，而他的前輩則以“托斯卡納臣民”的身份，相繼尋求法國、英國與奧地利駐外領事館的保護。我保存爺爺好幾本護照，其中一本是由西班牙駐亞曆山大領事館簽發的。還保存一份證書，是一八九四年在加拉加斯開具的，證明他是保護動物協會會員。我祖母生於加來海峽省。她的父親一九一六年住在諾丁漢郊區。不過，她婚後便入了西班牙國籍。
我父親四歲時喪父。童年住在巴黎十區上城居民區。他對我說，他在夏塔爾學校住校讀書，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不回家。他在宿舍裏，聽得見巴蒂尼奧勒大道土台上街頭演出的音樂。他沒有通過中學會考。他青少年時期我行我素。年滿十六歲，他就跟朋友們出入博伊—拉法耶特飯店、蒙馬特爾大街酒吧、卡代吧、呂納園。他名叫阿貝托，而別人叫他阿多。到了十八歲，他就幹起汽油非法交易的勾當，偷越巴黎入市收稅處。長到十九歲，他就請求聖法勒銀行經理錄用他經營“金融業務”，講得頭頭是道，終於得到經理的信任。不料事情搞砸了：我父親尚未成年，司法介入了。二十四歲時，他在蒙田路33號租了一間屋，據我保存的一些資料來看，他常去倫敦，參加組建一家布拉維斯科責任有限公司。他和弟弟拉爾夫一起，在羅凱賓街租了一處家庭公寓，供他們母親居住：一九三七年她就是在那裏去世的。後來，他又在聖拉紮爾火車站附近車站旅館租了一間客房，沒有付錢就離去。戰前不久，他受委托經營一家女式長統襪和香水商店，位於馬萊伯大街71號。那個時期，他可能住在弗雷德裏克—巴斯蒂亞街（八區）。
戰爭來臨，他毫無積蓄，已經過一天算一天了，到一九四〇年，他就讓人把寫給他的信件寄往蓬蒂厄街24號維克托—埃馬努埃爾旅館處。一九四〇年，他從小城昂古萊姆發出一封信，告訴他兄弟拉爾夫，他應征入伍，編在炮兵團，還提到他們將一盞分枝吊燈典入當鋪。在另一封信裏，他請人將《石油信使報》寄到昂古萊姆。他於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從事石油“生意”，有一個叫昂裏凱茲的合夥人，組成魯瓦雅利公司，經營羅馬尼亞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