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進入省級領導班子
彭衝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可是軍隊幹部吳大勝為省委副書記、楊廣立、蔣科為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還有省委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大都是軍隊幹部，給省委和彭衝同誌的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彭衝到揚州找到韓培信，商量怎樣才能做好省委工作。彭衝想在江蘇省委裏充實一些地方幹部，韓培信非常讚成彭衝的意見，“文革”九年了，各條戰線都遭到了嚴重破壞，百廢待興需要作風正派、黨性強的領導幹部，必須有一批有經驗的地方幹部充實到重要領導崗位。韓培信說：“事實證明，造反派是不能當領導的，最好從年輕、優秀的縣委書記中提拔，他們有基層工作經驗，又經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經曆。”彭衝和韓培信研究後，認為無錫縣委書記王敏生各方麵條件都不錯，中央也要求各級黨委要大力提拔年輕幹部。兩人形成意見，便進一步研究了具體方案。經過省委組織部的考察，在省委常委會上進一步研究，上報給中央。
1975年9月，中央批準了江蘇省委的意見，10月初，省委召開了省委擴大會議，彭衝在會上宣布中央的決定：王敏生為省委書記處書記；儲江為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韓培信、胡宏為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這樣韓培信在他54歲時，進入副省級高級幹部崗位。
後來，省委常委進一步分工，韓培信分管省委秘書長工作和外事工作。
由於文化大革命錯誤路線的影響，省委常委雖然充實了一批地方領導幹部，但是常委內部鬥爭卻十分激烈的。吳大勝、楊廣立、蔣科等人，堅持“文革”的錯誤路線，背著黨中央，執行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路線。不僅破壞了江蘇省委的團結，也給黨的事業，給江蘇省的工作造成很大的損失。
在周恩來病重期間，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確定了一係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彭衝為首的江蘇省幾位地方省委領導，堅決擁護鄧小平同誌的正確的路線。在江蘇省委內部開展了麵對麵的兩條路線鬥爭，韓培信等同誌旗幟鮮明地支持彭衝同誌，江蘇省委立場堅定，堅決、果斷、大刀闊斧地執行中央的各項指示。按照鄧小平的意見，派許家屯到徐州整頓鐵路。
彭衝同誌是一位有著豐富工作經驗的老同誌，有時候吳大勝、楊廣立、蔣科幹擾常委會，他隻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工作也不依靠他們，重要工作就交給地方幾個領導去做。
中央“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文件下發後，省委常委集中在東郊賓館，學習討論如何貫徹中央文件。可是彭衝心中有數，他隻學習，不表態，韓培信更是心知肚明，他便和王敏生、儲江、胡宏暗中通氣，支持省委第一書記彭衝。吳大勝、楊廣立、蔣科的意見沒有人支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省委常委會隻能議而不決，沒有形成具體方案。正是由於以彭衝為首的一批江蘇省委的地方領導幹部的抵製，不知道江蘇又有多少幹部躲過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災難！
1975年，韓培信提拔為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之後，有一天，他到太倉調研，韓培信對陪同他的縣委書記林華說起他想選一個秘書，林華說：“我們這裏有一個年輕人，大學畢業，分配在我們這裏勞動鍛煉，三十歲，各方麵都不錯。”
韓培信說：“哪裏人，哪個大學畢業？”
林華說：“這個人叫梁保華，江西宜春人，上海複旦大學新聞係畢業。”
韓培信說：“我見一見他。”
回到賓館，林華來了，他身後跟著一個中等個子，四方臉的青年。”
進了門，林華對身邊的年輕人說：“小梁，這是省委韓主任。”
“韓主任好！”
韓培信說：“你叫什麼名字？”
“梁保華。”
“哪年出生？”
“1945年11月出生，江西宜春人。1968年8月上海複旦大學新聞係新聞專業畢業。”
“哪年入黨？”
“1965年11月在大學入黨。”
韓培信說：“你知道怎麼給領導當秘書嗎？”
梁保華笑笑，說：“韓主任，我會認真學習的。”
“你願意到省委工作嗎？”
“願意。”
林華說：“小梁，還不快謝謝韓主任。”
梁保華輕輕地彎著腰，說：“謝謝韓主任！”
韓培信說：“不要謝我，要謝得謝你們林書記，是他向我推薦的。”
梁保華轉過身，朝林華笑笑，說：“感謝林書記。”
林華說：“誰也不要謝，你以後好好工作，將來做省委領導的秘書，不光有文化就行了，還要具備一定的素質。”
“請韓主任和林書記放心，我一定為領導服務好，按照領導的意圖辦事。”
06令人費解的1976年
1976年1月9日早晨，韓培信照樣起得很早，剛出了家門，客廳裏的電話響了起來，每當這樣的時刻，他就有些膽戰心驚，上班時間還沒到，一定發生了什麼事，盡管這樣，他還是覺得今天的電話鈴聲不同與往常，便迅速返回客廳，抓起電話，話筒裏傳來值班員的哭聲：“韓主任，不好了，周……周……總理……逝世了！”韓培信大驚失色，喉嚨頓時沙啞了，失去了控製，淚水不住地流下來，不知所措地站在客廳裏。
正在廚房做早飯的王浩，感覺到韓培信的異常，還沒等王浩說話，韓培信啞著聲音說：“王浩，周……總理……逝世了！”
王浩愣在廚房門口，看著韓培信轉身出了家門，隻覺得喉中哽哽的。
這天，省委領導都早早來到辦公室，大家都為失去人民的好總理而沉浸在悲痛之中。從城市到農村，從機關到學校，到處都是群眾自發悼念總總理的紀念活動，中央通知彭衝、許家屯去北京參加周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大會。
南京這座古城，到處披上白紗、黑布，天空響起撕心裂肺的哀樂，成千上萬的群眾自發向新街口集中，中山東路、長江路、中山北路、中山南路，排成十幾裏長的隊伍，他們來到梅園新村，深切悼念人們敬愛的好總理。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這裏同國民黨政府進行了10個月零4天的談判。梅新村30號，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同誌當年辦公和居住的地方。南京市民無以寄托對周總理的哀思，隻有用這種方式來悼念周總理。
在那個四大皆空、唯有政治的時代，人們對北京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敏感。
1976年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辭世，1976年3月5日，上海的《文彙報》傳遞出攻擊周恩來的微妙信息。
3月24日，南京先出現了雨花台事件，愈演愈烈，最後成為4月5日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索，民間的抗議活動結合了高層政治的鬥爭，把這一年的激情推向了高潮，全國各地流傳的一份《總理遺言》，則是所有這些運動的著名印記。很快，“四五”運動就被定性為反革命運動，開始了抓捕。《總理遺言》不過是杭州一個青年炮製的，卻因此牽連了上萬人遭到傳訊，還牽連了其他傳抄過這份“遺言”的無數有關和無關的人。
1976年4月5月，全國都在追查“總理遺言”。因為寫了紀念周總理大字報而引發“南京“三二四”雨花台事件”的江蘇新醫學院73級學生潘朝曦等人已經到了無錫中醫院實習，在這裏，他們也遭到了公安人員的嚴厲審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