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麗西婭半夜醒來，夢境消散，隻有幾多殘夢稽留。“我給你帶了個貝殼來。”本篤修女正說著，一個男孩從基督聖體節[1]的隊伍前麵跑了出來，有個人在窗戶後麵招手。“弗萊納根采石場”的字樣印在她哥哥們開的一輛卡車上，節慶隊伍經過時那輛車正停在邁爾斯·布雷迪酒吧旁。走過阿爾德裏特的車行，你能在燦爛的陽光下看到汽油氣體，有個人正在油泵邊加油。“天使低低飛行。”弗朗西斯·澤維爾修女說，但那樣的場景並非自夢源起，盡管它很可能會變成一個夢。每當提到在非洲異教徒中間布道的小輩修女，弗朗西斯·澤維爾修女總會說這句話。就像院長嬤嬤常常講聖厄休拉如何與她的女伴一同出發，航行於世界，因為她希望保持自身的聖潔。
[2]“你從未考慮過過獨身修行的生活吧，費麗西婭？”院長嬤嬤有次猝不及防地問她。後來，她把這件事告訴卡梅爾和羅茲，她們說她長了一副修女的臉。
隻要出海，人們就會給她帶回貝殼，因為她的母親已經離世。她將貝殼擺放在與曾祖母共處臥室的衣櫃中，但她的曾祖母總是不小心把它們撞落，於是她把它們放進了她的一個抽屜中。她第一次親眼看到大海就在這段旅途中。“大海啊，大海啊，遼闊的大海……”有一天，她在課堂上背誦這首詩，但後麵的句子她卻記不得了。站在那兒，她的臉越來越紅，前一晚她還能記得清清楚楚，現在卻想不起來，令她羞愧難當。
費麗西婭在黑暗中合上雙眼，卻沒有入睡。旅程的點點滴滴衝撞著腦海——嘔吐，那個在盥洗室用了她牙刷的女人，安檢人員的盤問，一列接一列的火車，不斷詢問工廠在哪裏，在空蕩蕩的餐廳給她拿來肉餡土豆餅和水果罐頭，接著又端來茶的臉型瘦削的女房東。然後是約翰尼，拂去了前一日的疲憊和沮喪：灰綠色的雙眸，深色的頭發，整潔光滑的下巴，高高的顴骨。她在一群工人中看見了他，他在人群的最前麵，走出湯普森鑄件廠，那急迫的樣子就仿佛早就料到她在等他，他動作機敏，步幅精準。“那天我還以為你就是新娘。”婚禮後的那個周一，在查克商店外的街道上遇見她時，他這樣說。
她很想讓這個場景重演，這比任何夢境或任何想象都要好，因為它是真的。“哦，不，不。”她說，搖著頭，但沒有說她從沒想過成為新娘。查克商店的櫥窗裏，一個女人正給模特換下夏裝。“約翰尼·萊薩特，”他說道，友好地微笑著，就像看到她穿著伴娘禮服時一樣，“你還記得我嗎？”
她很久以前就依稀記得有他這個人，那時他還在基督教兄弟學校上學。他比她年長七歲，或八歲；他早已不住在那片街區；偶爾會回來探望母親。“你過得好嗎？”她問。
她躺在床上，仍是閉著眼睛，她聽著自己的聲音冒冒失失地問出那句話，因為她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話可以說。他從不與洛馬斯尼那幫人搞在一起，也不跟斯莫·克羅利那夥為伍；他早已獨自闖蕩，從兄弟學校畢業後，便離開故土，到了都柏林，之後不久又到了英格蘭。他口音中帶著英格蘭腔。
“還不錯。”他說，“你呢，費麗西婭？”
“失業了。”
“你不是在肉廠上班了嗎？”
“肉廠關門了。”
他又笑了笑。他問她斯利夫·布魯姆肉廠[3]怎麼會關門，她便解釋給他聽；這又是一件值得一說的事。有個女人沒有上報她手上的一處傷口，這傷口化膿了，而後爆發了一次食物中毒，中毒事件後來溯因到一批罐裝豬腰和牛肉上。對格瑞南夫人來說，那不過是比擦傷大不了多少的小切口，即使它怎麼也不肯愈合。莫特爾醫生已經診察過，也給格瑞南夫人開了處方，但她繼續上班，因為有時候要是你生病了，病好回來時就會發現自己已被解雇了：從1986年起，那一年同樣爆發了食品安全恐慌——那次恐慌普遍出現於肉製品加工業——工廠就一蹶不振。坊間一直傳言，這家工廠早晚會關門大吉，格瑞南夫人由此認為自己成了這次事件的替罪羊也就不無道理了。“確實，你丟了工作，就是這麼回事兒，”費麗西婭那時聽到另一個女人這麼安慰她，“是誰的錯又有什麼關係呢？”
在查克商店外的街上，約翰尼·萊薩特問費麗西婭有沒有在別的地方上過班，她回答說沒有，她隻在斯利夫·布魯姆肉廠幹過活，離開修道院後她就一直在那兒了。費麗西婭沒再說什麼。她沒有告訴他，失業了三個月，她對能再找到工作毫無信心，起碼在本地是不太可能了。她隻有裝罐的經驗，雖說這活兒不需要什麼技巧，但她動作迅捷，麻利嫻熟，一眼就能發現沒密封好的罐頭。在超市裏幹收銀的活是需要培訓的，較小的超市喜歡招臨時工——女學生或年長的婦女。當時，在愛爾蘭地毯店或醫院沒什麼活可幹的。如果你等上一陣，也許可在提供宴席的酒店廚房或希基酒店找份工作，但很可能一等就得等上一年。“我替你跟依納爵修女說說看。”她父親時常安慰她，依納爵修女就是他在修道院花園裏幹活經常打交道的那位。另一方麵來說，讓她待在家裏也可減輕負擔：她可以陪陪她的曾祖母，老太太近來既出不了房間也下不了床；她可做好一天三頓飯，打掃好衛生，而這些事之前都是與人分擔的。
“失業可不是鬧著玩的。”約翰尼·萊薩特倚在查克商店的窗戶上說。他撕掉香煙殼上的玻璃紙，遞給她一根。她搖了搖頭。
“不是鬧著玩的，沒錯，”她說，“不是鬧著玩的。”
失業了，她的自由——跟卡梅爾、羅茲和康妮·喬一起坐在鑽石咖啡塢的自由，在雙屏豪華酒店度過一晚而不必擔心花費的自由——也就被奪走了。罐頭廠倒閉後才幾個星期，她就花光了全部積蓄，而政府發放的失業救濟金全都該花在日常吃住上——就像她父親明明白白說的那樣——這是天經地義的。一家人非得齊心協力不可，尤其是鰥夫的家庭。
“去希伊酒吧，”約翰尼·萊薩特邀請她，“一起喝一杯？”
“啊，不用了，我得回去了。”
那時是下午三點半。她還要去買排骨和綠葉蔬菜。主餐六點差一刻要開始，因為白天她的哥哥們沒法中途從采石場回來，而她父親十二點半時又在修道院炊間得了些食物。四點時她得燉上排骨，放上切好的半根蘿卜和洋蔥薄片。一刻鍾前就該讓燉排煮沸冒泡。
“那晚點？”約翰尼·萊薩特提議說，“七點？七點半？”
在臥室的床上，費麗西婭記得自己很想說“好”，也記得自己猶豫不決。她記得尷尬的感覺，記得自己什麼也沒說。
“七點半？”約翰尼·萊薩特又提議了一遍。
“你是說，在希伊酒吧？”
“希伊酒吧不好嗎，費麗西婭？”
他笑了，她也笑了，她感到肚子一陣鬆緩。香煙外殼仍在他手裏；笑盈盈的他噴煙吐霧。他為什麼邀請她？卡梅爾、羅茲或是其他她能想到的任何女孩，都會為能和約翰尼·萊薩特約會而拋棄一切。
她沒有她們的美貌；她沒什麼好的呀。
“我會等你。”他語氣輕柔地說。
他富有韻律的嗓音，他微笑的眸光，都湧過她的夜思。當她轉身離開——去斯卡丹肉鋪店買羊排和牛脂，去麥卡錫商店買蔬菜——一種她從未體驗過的歡愉令她幾乎要喜極而泣。等到她在水槽邊削土豆皮，等到她把飯和牛奶攪拌在一起，等到她打雞蛋，剁碎蔬菜，這種激動的感覺仍未消失。門廳裏偶爾傳來曾祖母不耐煩的咕噥，或是她把玩具拚圖哢嗒散落一地後需要幫助的叫喚，臥室門敞開著，就像白天萬一有什麼急事時那樣。“她怎麼樣？”她父親在五點十五分踏進廚房時，張口的第一句話永遠是如此，但那天晚上這樣的重複卻如空氣般清新。當他壓低聲音——嗓音仍然很響，足以穿過門廳——給他祖母好好講了一番他今天的點點滴滴時，也並不忿激：他耙攏最後一批雜草，將它們壘上堆肥堆，安東尼·石田修女又種起了泰莓[4]。“你到底是誰？”傳來老太太熟悉的喊聲，“你要我幹什麼？”
費麗西婭無意去想老太太的事，她試圖轉移思緒，但並沒完全成功。她記得——在那個美好而非同尋常的周一傍晚——她為艾丹在餐桌邊誤留了一個位子，忘記他現在家在麥格拉騰街，住在他姻親的自行車行旁的公寓裏。六點鍾，她的另兩個哥哥從采石場回來，他們沉默寡言，一如外表所見，他們立刻在廚房的餐桌旁坐下，等待吃飯。“沒錯，她在勉力支撐。”她父親說，他剛去臥房看過，帶來了老太太的氣息。她的神采重新煥發了他的精神，她的經曆長久根植於他的情感中：七十五年前，她那結婚才一個月的丈夫和他的兩位戰友為愛爾蘭的自由獻出了生命，在他的堅持下，這一事實得到了家人的尊崇。這出悲劇使她貧困無告，當時她已懷有身孕；她含辛茹苦，靠打掃辦公室和私人住宅掙錢糊口。然而，在那些艱難的歲月，她一如既往地堅守古老的信念，磨難也因此變得崇高尊貴。老太太尊崇那一場流血犧牲，她比自己的女兒、女婿以及外孫媳都要長命。而當她經受住了自己理性思想的考驗，費麗西婭的父親便獨自緬懷那場流血犧牲：每到夜晚，他就孜孜瀏覽他那幾本革命年代的剪貼簿，那是三本厚厚的牆紙圖案冊，當那些花樣過時後，穆提利五金店就把它們留給了他。就費麗西婭的記憶所及，迄今為止，在大麗花和玫瑰、圓點和條紋、平滑和凸飾的表麵之中，她看到了粘貼得整整齊齊、錯落有致的剪報、照片和文件複本。它們表述的核心——這整個藏品的重中之重，父親多次向她重申——是三位當地愛國者的聯合訃告，那是他的祖母為數不多的珍藏之一，後來她才覺得將它保存在剪貼簿中更為安全。次為重要的是帕特裏克·皮爾斯[5]的臨時政府公告的手寫影印件，簽署日期為1916年4月24日，七位簽署者使用了相同的文書式字體。一欄欄報紙報道了郵政總局被火燒毀和波蘭德磨坊事件，以及羅傑·凱斯蒙特[6]乘一艘德國潛艇登陸巴納海灘和炮擊自由大廳。也記載了對乞討者叢林軍營和托缽修道會的襲擊，還有英國占領舍伯尼酒店以及處決皮爾斯和湯姆·克拉克[7]。上麵還登有當地英雄的彌撒通知單[8]、支持者的來信，以及一張棺材的照片。一篇有關古舊的刑事法律的文章粘在剪貼簿上，另一篇則是關於愛爾蘭軍隊的。帕特裏克·皮爾斯在康尼馬拉的小屋出現在一張明信片上；另一張上則有在旗杆上飄蕩的三色旗[9]。剪貼簿裏也完整收錄了《戰士之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