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美國分子生物學家沃森。1947年獲芝加哥大學動物學學士學位。此後，在印第安納大學讀研究生，在著名遺傳學家盧裏亞的指導下，完成了一篇關於X射線對細菌、病毒致死作用的論文。1950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後來我得到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默克博士獎學金的資助，先在哥本哈根大學和丹麥國家血清研究所的實驗室工作，後又轉到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工作。1953年秋，我離開卡文迪許實驗室到加州理工學院任高級研究員。1956年，我又在哈佛大學生物係任教，並在那裏創建了一個實驗室。1968年，我轉到冷泉港實驗室擔任指導工作，繼續從事生物學前沿領域的研究。
1989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成立了人類染色體研究中心，沃森出任第一任主任談起我的貢獻就不得不提到我的合作夥伴加戰友——學物理出身的生物學家克裏克。克裏克是英國北安普敦人，1916年6月8日出生。1934年中學畢業時，數學和物理成績名列前茅，1937年畢業於倫敦大學物理係。在做博士論文的第二年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使他不得不放棄學業。1940年，他以科學家的身份進入英國海軍部所屬的研究所，研究偵破和破壞德軍水雷的電路係統，因工作出色，受到賞識，戰後仍留在海軍部工作。克裏克並不滿足於已經得心應手的工作，業餘時間廣泛閱讀各種新科學材料以豐富自己。1994年，量子物理學家薛定諤發表了《生命是什麼？》，在這篇文章中明確指出，物理學和化學規律同樣可以應用於細胞和基因的研究，這個觀點使一些物理學家開始涉足於生命科學領域，從事把某些物理學規律應用到生物學的研究。克裏克深受此書的影響，決心到陌生的領域去闖一闖，從事基因分子結構的研究。在幾經周折後，克裏克於1949年進入卡文迪許實驗室，在佩魯茨的指導下研究蛋白質和多肽。雖然在當時，他對生物學相當陌生，沒有掌握X射線的基本知識和技術，甚至對X射線衍射結晶一竅不通，但是30多歲的他毫不畏懼，披荊斬棘，從零開始。他自學了X射線衍射學和生物學，讀遍了有關課題的各類著作。一年後，他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在這個領域橫衝直撞，他采用多種實驗方法，打破了卡文迪許生物小組思考生物分子結構的一些舊思路，推進了生物大分子X射線衍射的研究。他勤於思考，有極優秀的科學判斷能力和富於創造性的實踐能力，對權威敢於挑戰。佩魯茨稱讚他“具有一個異常清醒的分析頭腦和迅速掌握任何問題本質的才能。”
我們一同提出了聞名遐邇的DNA雙螺旋模型結構。這一成果於1953年發表。由於這一工作，我們與另一名物理學家威爾金斯一起，榮獲1962年度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總的來說我們的科學研究曆程還是相對幸運的。
我在16歲時入芝加哥大學學習，當時學的是動物學中的鳥類學專業。應該說，這是經典生物學中的一門分支學科。後來，我進入印第安納大學讀研究生，導師是當時著名的遺傳學家盧裏亞。盧裏亞曾以一個實驗漂亮地證實了細菌的突變是自發的，與環境誘導無關，從而榮獲了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在導師的引導下，我開始步入遺傳學領域。鑒於盧裏亞本人並不精通生物化學，我被派往歐洲的哥本哈根大學，與生化學家卡爾喀進行合作研究。然而，我的興趣不在核苷酸代謝而在基因的結構上。我有一種預感，後者將是一項能摘取諾貝爾獎桂冠的事業。
20世紀中期，正是遺傳學進展如火如荼的年代。由於摩爾根等人的工作，染色體已被確定為是基因的載體。不過有一個問題正處於爭論之中，這就是染色體的化學成分有蛋白質和DNA兩種，那麼這兩者中究竟是誰來承擔基因的載體這一角色的呢？一派觀點認為，DNA應是基因的載體，因為早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微生物學家艾弗裏就通過細菌的轉化實驗證明了起轉化作用的遺傳物質是DNA。另一派觀點則認為，蛋白質才是基因的載體，因為蛋白質含有20種氨基酸，而DNA才含有4種核苷酸，顯然前者的變化機會要遠遠超過後者，這正符合基因的多樣性。不少權威的生物學家都持後一種觀點，這就導致他們在基因問題上一開始就誤入了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