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在犯罪成本過低的情況下，法律難免會成為犯罪分子的保護神。
這聽上去很荒謬，但其實很現實，法律人用來約束人們的工具，約束壞人的同時也會約束好人，而“好人”和“壞人”的界定，很多時候在法律上是模糊的，這就難免會讓人有機可乘，遵紀守法的人肯定不會整研究法律，他們隻做法律允許範圍之內的事，而那些違法犯罪的人，隻要法律沒有禁止的，他們都可以嚐試。
而大多數情況下，嚐試的成本很低，即便是傷害理的事，隻要法律沒有禁止，那些心懷不軌的人也能為所欲為，遵紀守法的人反而會束手束腳。
當然這種情況在海參崴很少存在，海參崴州政府遵循大陸法律體係，在庭審中會配備陪審團，這個陪審團的作用比美國本土很多州的陪審團作用都要大。甚至甚至有些時候，法律也要為陪審團讓步，隻要陪審團認定的犯罪行為，即便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也可以由陪審團適當量刑。
這一點就很恐怖了，有一點必須明確，法律的規範，肯定是落後於現實意義的，很多時候犯罪行為會促進法律的完善，陪審團的意義就在於此，即便是法律沒有規定的範圍內，陪審團也可以適當量刑，這就給更多人敲響了警鍾，別以為法律沒有涉及的領域就無法無，隻要陪審團認定的犯罪行為，即便是處於法律空白，那麼犯罪行為也會受到相應的懲罰。
當然了，海參崴州的這種模式在法理上是不規範的，但是誰又會在意呢，對於犯罪分子，人人咬牙切齒，哪怕是有時候陪審團的量刑超出常規，也沒有人會責怪陪審團製度太過苛刻。
好吧，其實在華人群體中，基本上不存在這種現象，華人中盛行的宗族懲罰，其實就類似於陪審團製度，很多時候，宗族間約定成俗的常規，比法律更具有約束力，誰會為了一個罪犯冒下之大不韙呢？華人中還有“大義滅親”的法呢，這不是冷酷無情，這叫舍家為大家。
海參崴州的陪審團成員並不是固定的，一般情況下，海參崴州會組建接近二十人的陪審團，其中一半成員是州議員或者市議員，剩下的一半人中，又有一半是資深律師，然後才是居民代表。
這個居民代表也不是隨隨便便可以擔任的，海參崴州有很多民間組織，比如步槍協會，比如農業協會，又比如各地的華人商會，最後的代表從這些民間組織中產生，他們這些人對於規則的破壞者，同樣是深惡痛絕，所以在海參崴，如果一個人違反了法律，或者是行為觸及到全社會道德底線，那麼他一定會付出深刻的代價，這會讓他銘記終生。
“萊恩，要重視提高女性的作用，不僅僅是在家庭中，很多不需要沉重體力勞動的工作，女人會比男人表現的更好，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海參崴州，是全美最重視女性的州，現在本土的女性還沒有投票權吧，你，如果海參崴的女性擁有投票權，這個主意怎麼樣？”李牧願意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但不能是強迫性的，要讓全社會達成共識。
很遺憾的一個情況，現代社會，雖然名義上是父係社會，男性在社會中處於主導地位，但是在家庭中，維係一個家庭的紐帶往往都是女性，但是女性卻沒有取得和社會角色相匹配的社會地位，這讓李牧很遺憾。
當然了，李牧也絕對不希望，海參崴州提高女性地位的做法會發展成女權運動興起的起源，其實李牧不反對女權運動，但是李牧反對一切借口女權運動挑起的紛爭。
另一個時空，共和國的女權運動就到了一個變態的程度，很多人喊著女性要自立自強，但是卻不了解“自立自強”這個詞的含義，要想自強，首先要自立，很多女孩掙著三千塊的薪水，卻希望有月薪三萬塊的男友，而且還要完全支配男友的收入，自己在家庭中居於主導地位，這是一種對自我定位的不清晰，哪怕找到這樣的男友，最後男友也會不堪忍受離她而去，而如果找不到的後果更嚴重，那就成了所有人都不符合他們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