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期以前，歐洲各國的軍隊、學校和體育團體一般都熱衷於德國式和瑞典式體操，由於這兩個體操體係本身的缺陷（如德國式體操忽視健康，缺乏科學性；瑞典式體操太機械、呆板、流於形式等），必然導致19世紀末期、特別是20世紀初期的體操改革。當時不少教育、體育學者在舊式體操的基礎上，建立了名目繁多的新體操體係和流派。在丹麥，有K．A．努德森體操和N．布克的“基本體操”。努德森把體操練習分為開始的、主體的、結束的大類。第一類包括腿部、頸部、臂部練習；第二類包括軀幹屈伸、拋舉、平衡、兩側、腹部和背部練習；第三類主要是呼吸練習。努德森要求從上述三類練習中選擇並編排體操課教材，各類練習要在力量、形式及連續動作方麵協調一致，以使整個機體得到發展。布克的“基本體操”旨在恢複與發展關節的靈活性和增長體力，其練習便是根據這些目標而選擇的。一次典型的“基本體操”課，其教材是這樣安排的：開始部分為步法練習；主體部分為連續的徒手練習（約35分鍾）；結束部分為騰越、技巧練習以及邊唱歌邊繞場1周的急步走(約5-10分鍾)。所用器械隻有牆肋木、跳箱及丹麥式技巧運動墊子等。努德森體操和布克“基本體操”（統稱為丹麥體操）雖脫胎於瑞典式體操，但又克服了瑞典式體操的某些缺陷，因而在世界體壇一度享有盛名。
德國則湧現出了更多的新體操流派。例如：有“使身體在形態與機能上獲得強化”的“純粹體操”；有表現女子健美和“使女子生活效率化”的“舞蹈體操”；有重視節律和全身性運動的博德表情操（又稱韻律體操）；有用冷水擦身的穆勒體操；有注重日光浴、空氣浴的“戶外體操”；還有旨在提高競技技能的“目的體操”和矯正因運動訓練不當而產生畸形的“補償體操”，如此等等。這些名目繁多的體操均各有特色，具有不同的鍛煉功能，它們統稱為德國式的“基本體操”。奧地利在體育方麵受德國影響極大，曾長期流行德國式體操。1909年，R．斯拉瑪在德國式體操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初建奧地利式的“自然體操”體係。20年代晚期，這種體操體係經K.高爾霍費爾和M.施特賴歇爾大大擴充、發展並傳播到國外，它在瑞士、荷蘭和英格蘭特別盛行。“自然體操”作為一種體育教材曾采用大批新穎練習，如在體育課中安排賽跑、跳躍、平衡運動、攻防運動，以及各種技巧活動（包括雙人或成隊的技巧，模仿起重機、風車和浪橋的種種疊羅漢等）。在法國，也有多種體操流派，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德梅尼體操和埃貝爾體操。G．德梅尼力求改進姿勢和增長體力，主張采用自由動作，保持身體的柔和、放鬆、協調和優美。G.埃貝爾是德梅尼的學生，他的體操體係又稱為“自然練習”，其內容包括行軍、跑、跳躍、攀登、平衡、四肢運動、舉重與搬運、拋擲、攻防運動和遊泳等。從總的趨勢看，20世紀初期歐洲大陸的新體操流派一般都采用了包括一些田徑項目在內的自然活動，這是為了避免舊式體操的機械呆板和形式主義。這些新體操體係的出現和流行，乃是歐洲大陸各國實行體育改革的重要標誌。
美國對體育目標的研究
20世紀初期，與歐洲大陸國家紛紛建立各種新體操體係不同的是，美國則進一步把田徑、球類等競技性運動和遊戲引入學校。這時候，一些新的教育學說特別是J．杜威(1859-1952年)的實用主義教育學說正廣泛傳播，人們開始對舊式體操的教育價值產生懷疑。杜威學說本是適應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在教育上的需要而產生的，它要求教育應從兒童的興趣、經驗出發，主張以兒童為中心來安排課程及教材。這對資產階級教育中的專製主義和形式主義具有一定的衝擊作用。在這種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帶強製性的形式化的體操體係均被認為不合新教育潮流，而逐漸遭到摒棄，各種競技性運動和遊戲則被視作教育的主要手段而受到重視。
隨著學校體育的改進，關於體育目標的討論在美國教育界和體育界開始展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和大戰期間，美國人多以健康為體育的主要目標，健康教育頗受重視；戰後，體育的教育價值則更引人注目。1919年，美國“高等院校體育主任聯誼會”曾指定一特別委員會專管擬訂體育教育目標的工作。該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許多學者指出：體育是教育中的重要一環；體育應提供訓練包括身心在內的“完整個人”的機會；體育的目標應以教育目標為轉移。C．W．赫瑟林頓在其所著《學校體育之課程計劃》（1922年出版）一書中，強調體育“在發育中的目標”應包括體能、智慧、神經肌肉組織和器官功能的發展。體育“在社會標準中的目標”應包括培養“領導才能、良好的道德習慣、理想與儀表”。J．F．威廉斯在其所著《體育組織與管理》（1992年出版）一書中指出：形式化的體操和體育，“乃是教育中的畸形現象”。他認為體育並不以獲得健康和優良士兵為目標，重要的在於通過獲得健康“使心理上得到鼓勵與滿足，並在適當的社交環境中能夠從容自處”。他主張學校體育運動應作為一項教育計劃，而不應看作是附帶的表演、課餘活動或學生的娛樂活動。他還建議，在實施體育的過程中，應采用區分運動能力或運動商數的科學方法；學生應依天賦的高低來編組；教師應選擇兒童成長所需的活動作為教材等等。這場關於體育目標的廣泛討論曾取得顯著成果。首先，通過討論，使“體育是以身體活動為手段的教育”這一現代體育的概念（狹義的）逐步建立起來，從而使“體操”與體育這兩個長期混同的概念最後劃清了界限（此後，幾乎世界各國的學校“體操”課均改為“體育”課)。其次，這場討論使體育進一步被納入教育的軌道，並為體育領域裏運用教育科學的成就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此外，在這次討論中還形成了一套美國的體育理論體係(其代表作是威廉斯於1927年出版的《體育原理》)。這一理論體係是以杜威等人的學說為依據的，它無論在消極的和積極的方麵，對其他各國特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體育，均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