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入基層，調查研究
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是婦聯一向提倡的工作作風，也是婦聯的優良傳統，是提高婦女工作水平的基本方法。
全國婦聯成立後，主席、副主席就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並經常要求婦聯幹部要繼承和發揚艱苦奮鬥、深入基層、密切聯係群眾的優良作風。一九五○年全國婦聯主席蔡暢在女工工作會議上提出：“切忌既不調查研究，隻憑空想辦事。”
婦聯幹部深入基層，為群眾排憂解難，出現過很多感人的事跡。如湖南省第一任婦聯主任董純，經常深入基層，哪裏有困難、有問題或有經驗，她就出現在那裏。一九五四年冬，她不顧天寒地凍，深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地區了解情況、訪貧問苦，並總結典型經驗在全省推廣。她為了培養選拔少數民族婦女幹部，考察了花垣、鳳凰、古丈等縣，並同中共州委組織部門研究培養途徑和選拔辦法。一個多月以後，她接到速返長沙參加重要會議的通知，在返回的路上，因冰凍封山發生車禍而犧牲。
一九五三年，西北大區婦聯主任曹冠群，響應全國婦聯關於幹部要“沉下去”的號召，到陝西省長安縣新軍寨“蹲點”，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給婦女群眾辦識字班，向婦女宣傳國家大事和農村政策，兼教識字。為了破除群眾中關於婦女下地勞動糧食要減產的迷信，她帶頭勞動，在秋收中，有一次她勞動後到井台洗手，被轆轤把打傷頭部，造成嚴重腦震蕩。她深入群眾，密切聯係群眾，同當地群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曾受到全國婦聯的表揚。一九九○年九月，她再次到新軍寨看望鄉親時，受到極為熱情的歡迎。當地婦女群眾高興地告訴她，村裏的生產發展了，生活也大大改善了，並回憶起她當年受傷的情況，有些細節，她早已忘卻，而群眾卻記憶猶新。
一九五三年初，東北大區婦聯主任郭明秋去遼寧省遼陽市進行宣傳《婚姻法》的“試點”，她乘坐的列車行駛途中，一位婦女臨產。在列車員尋遍幾個車廂，找不到醫生的情況下，郭明秋毅然隨列車員來到產婦身旁。她根據在戰鬥年代沒有醫生的情況下自己為自己接生的經驗，幫助產婦生下了一個男嬰。當時嬰兒出現“假死”，她又提起嬰兒拍打，使嬰兒哭出聲來。孩子的父親、祖父得知這一情況後，十分感動，專程到《東北日報》社反映這一情況，報社以“新人新事”為題發了新聞，曾在當地傳為佳話。這名嬰兒後來取名韓車生，同郭明秋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全國婦聯提出婦聯幹部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深入基層。從全國婦聯到地方婦聯，一般都做到了領導幹部身體力行，帶頭下鄉、下廠、下街道。她們在農村，還與婦女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通過與婦女群眾促膝談心或召開小型座談會，了解了婦女的情況，為婦女解決了一些切身利益問題，同婦女交了知心朋友，一九六○年，全國婦聯黨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一道，對女工勞動保護問題做了深入調查以後，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女工勞動保護工作的報告》。中共中央把它批轉到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請各地注意加強指導這項工作。一九六一年全國婦聯書記處羅瓊、李寶光、吳、吳全衡4名書記，分別帶領工作組到浙江、江蘇、吉林、河南4省的11個縣，就農村婦女勞動保護政策和農村托兒組織問題進行調查後，向中共中央送交了《關於進一步貫徹農村婦女勞動保護政策的請示報告》及《關於農村托兒組織問題的請示報告》，反映了農村婦女勞動保護及農村托兒組織方麵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合理安排婦女勞力，因地製宜地做好婦女“四期”保護工作以及防治婦女病，根據群眾需要和意願實事求是地發展農村托兒組織等意見。中共中央將兩個報告批轉給各地，要求各地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各地具體情況，規定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羅瓊、田秀涓、曾憲植、楊蘊玉等人都曾深入到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了解婦女工作情況。一九六四年底，曾憲植、楊蘊玉到雲南調查，主要去了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接觸的有藏、彝、傣、哈尼、侗、拉祜、景頗、撒拉、崩龍、白、納西、獨龍、苗、傈僳等14個少數民族。其中哈尼、佤、撒拉等民族定居在高山頂上，交通十分不便。在哈尼族山寨，上山下山步行往返4小時，去佤族居住地要三小時。到山寨後，她們與少數民族婦女親切交談、一起勞動。這次調查，曆時近兩個月，收集了大量資料，有些重要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彙報，為全國婦聯研究和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的婦女工作，提供了有價值的第一手材料。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二月，全國婦聯副主席康克清到江西省鉛山縣鵝湖鄉江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試點。在她的倡議下，江村修建了兩座水庫及“三八”茶場，生產麵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江村，康克清每天到水庫工地參加勞動，還經常深入到農民家裏，同群眾促膝談心，問寒問暖，向群眾宣傳社會主義教育的意義，宣傳《婚姻法》，宣傳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以及“四期”保護，婚事新辦，移風易俗等，並為婚事新辦的青年做主婚人。這些情景，至今為當地群眾所懷念。
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全國婦聯就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經濟體製改革中的婦女工作以及兒童工作等多方麵的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僅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年的一年中，全國婦聯國內工作幹部就有97%先後到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34個城市，52個縣進行了調查研究。主持國內工作的各部部長、副部長，平均每人深入基層兩個多月。地方婦聯幹部深入基層的時間更多。
全國婦聯采取的幹部比較長時間地(一年左右)在下麵“蹲點”、書記處書記分工聯係有關工作以及領導幹部掛職下放的做法，都很有成效。全國婦聯在曆次召開代表大會或各種重要會議以前，都要派若幹工作組到各地調查研究，了解婦女群眾的生產、工作、學習、生活和思想情況，傾聽她們的意見和要求；檢查婦女工作情況，總結經驗教訓，發現新的問題，以便切合實際地提出新的工作任務和解決問題的意見。派幹部參加各地婦聯召開的各種會議，也是調查研究的好機會。
在八十年代，調查研究的方法，有了新的發展，調查手段更加先進、科學。問卷調查、隨機抽樣調查等方法，已比較普遍地被采用。
二、同中共和人民政府及各種社會力量配合工作
婦女兒童問題，涉及到全社會的各個方麵。因此，婦聯既要在中共各級黨委領導下獨立自主地、創造性地進行工作，又要同中共和政府有關部門、有關群眾組織互相配合，並爭取社會各界熱心人士的支持和幫助。
一九五○年九月，鄧穎超在全國婦聯第一屆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上就提出：“凡屬於婦聯主管的工作則需主動與有關機關協同合作，凡屬於其他機關主管的，婦聯亦應主動配合協同推進。”
多年來婦聯一直是這樣做的。一九五○年四月，《婚姻法》公布以後，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群眾團體深入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工作，盡力協助當地人民政府及人民法院，貫徹執行婚姻法。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全國婦聯就修改後的《婚姻法》聯合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宣傳要點》。各級婦聯和有關部門，還在中共和政府統一領導下，對社會上的醜惡現象、封建陋習等進行綜合治理，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完善各種法規，配合民政、司法部門做好婚姻登記、調解、審判等工作。
一九八三年，江西省開展的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法製宣傳月活動，由於有關部門密切配合、大力協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省婦聯、省總工會、團省委、司法廳、公安廳、省人民檢察院、省高級人民法院、民政廳等17個單位，首先就開展宣傳月活動的意義、目的、要求、做法以及領導問題進行了集體討論，並向中共江西省委寫了《關於開展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宣傳月活動的意見的報告》，中共江西省委批轉後，各部門又根據各自的職責、特點，研究了應做的工作，向所屬係統發出書麵通知，在會議上進行布署，並經常了解情況、檢查督促。各部門在宣傳力量上配合，案件調查上配合，案件處理上配合，發揮了各部門的積極作用。
各級婦聯還經常與有關部門配合協作，促進兒童事業的發展。一九八一年，經中共中央批準，由全國婦聯牽頭，成立了全國兒童少年工作協調委員會，康克清任主任。負責協調政府有關部門及群眾團體的力量，推動兒童事業的發展。為進一步加強婦女兒童工作，於一九九○年二月成立了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協調委員會，國務委員李鐵映為主任，辦公機構設在全國婦聯。這個協調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國家教委、國家科委、國家民委、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財政部、人事部、勞動部、文化部、廣播影視部、衛生部、國家體委、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中國科協及全國婦聯。這一機構，為開創婦女兒童工作的新局麵，發揮著重要作用。
群眾團體之間的配合協作十分重要。工會、共青團和婦聯曆來有配合協作的好傳統。在五十年代，全國婦聯主席蔡暢曾兼任總工會的女工部部長；楊之華擔任總工會女工部部長時，又是全國婦聯兼職的副主席。一九五一年，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婦聯，為做好女工和職工家屬工作，曾共同發出《關於女工及職工家屬工作領導關係的聯合通知》。有些地方的婦聯和工會配合工作做得比較好，一九八九年全國總工會在常州市召開的女職工工作會議上，北京市及河南省鶴壁市曾介紹了這方麵的經驗。
共青團與婦聯在慶祝“六一”兒童節活動、青少年教育及其他少年兒童工作方麵，經常配合協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中國科協、中國文聯等群眾團體與全國婦聯也有較好的配合協作關係。
在八十年代，地方婦聯在配合協作方麵，不斷有所發展。福建、遼寧、天津等省、市婦聯、動員社會各方麵的人力、物力、財力，為婦女兒童興辦生產、生活服務事業，解除婦女的後顧之憂，做出了成績。吉林省四平市婦聯，樹立全方位新觀念，通過配合、聯合、溝通的方法，與全市20多個部門建立了婦女工作橫向聯係，溝通了婦聯組織之間，婦聯與有關部門、行業之間聯係的建立，開拓了婦女工作的新局麵。
各有關部門、群眾團體之間的互相配合和團結協作，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也是中國婦女組織的寶貴經驗。
三、表彰典型，開展學先進活動
婦女在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中，湧現出了許多勞動模範和先進典型。表彰先進人物，開展學習先進活動，是激勵婦女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的重要方法，也是向婦女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內容之一。各級婦聯曆來重視這種工作方法。表彰對象是各行各業婦女中的先進集體和個人。表彰形式，有集中表彰的，也有個別表彰的；有綜合性表彰的，也有按行業分別表彰的；有婦聯單獨表彰的，也有同有關部門聯合表彰的，形式不拘一格。在表彰先進典型，開展學習先進活動中，一般是由各單位發現、培養、推薦，婦聯組織通過各種方式表揚，宣傳先進事跡，組織經驗交流。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各級婦聯就總結了遼寧省廠礦職工中“五好”活動的經驗，加以推廣。四十餘年來，婦聯組織多次表彰了“五好”家庭、“三八”紅旗手、“三八”紅旗集體，推動了學習先進活動的開展。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國婦聯召開了全國婦女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代表會議，第一次表彰了2502名婦女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分子。她們中有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楊玉翠、朱花球；有連續三年創造棉花高產，被吸收為陝西省科學院研究員的農婦張秋香；有勤學苦幹，獲得高額豐產的彭學英、周廷英；有敢想、敢作、敢於創造發明的文香蘭：有一年消滅野鼠1萬多隻，被吸收為中華醫學會昆明分會衛生學會會員的傣族農婦曹依秀；有試造草酸成功的家庭婦女詹淑權、楊菊珍等人。表彰活動鼓舞了廣大婦女幹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以後又不斷地湧現了向秀麗、徐學惠等更多的先進人物。
從一九六○年至一九九○年，全國婦聯曾8次較集中地表彰了全國“三八”紅旗手、“三八”紅旗集體。
一九六○年三月五日，全國婦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等10個單位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聯合舉行“慶功表模迎‘三八’，高舉紅旗齊躍進”廣播大會。大會向在社會主義建設各條戰線上做出卓越貢獻的6305名先進婦女和以婦女為主體的3697個先進集體，分別頒發了“三八”紅旗手、“三八”紅旗集體的獎狀和獎旗。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全國婦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表彰大會，表彰了全國“三八”紅旗手8960名，全國“三八”紅旗集體1042個。“三八”紅旗手中，包括45個民族，還有歸僑、僑眷及台灣籍的婦女。“三八”紅旗手中年齡最大的是83歲的人民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年齡最小的是新疆19歲的帕爾古麗。她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做出了優異成績，是全國各族婦女的榜樣。
一九八三年在中國婦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閉幕式上，表彰了8568名全國“三八”紅旗手、1391個全國“三八”紅旗集體和近萬戶“五好”家庭，頒發了獎章、獎旗和獎牌。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全國婦聯在北京政協禮堂召開了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七十五周年大會。會上對在經濟體製改革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做出優異成績的150名先進婦女進行表彰。其中118名被授予全國“三八”紅旗手榮譽稱號。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全國婦聯在北京懷仁堂舉行大會，授予榮獲“首屆全國優秀女企業家”稱號的50名女性為全國“三八”紅旗手。
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全國婦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大會，授予滿腔熱情地投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和改革事業並做出優異成績的1008名婦女，以全國“三八”紅旗手光榮稱號。
一九九○年三月一日，全國婦聯、農業部等13個單位聯合表彰100名為發展農業、繁榮農村經濟做出巨大貢獻的女能手、女模範。全國婦聯授予其中的孫淑英等85人(其他15名一九八五年以來已獲得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為全國“三八”紅旗手。
一九九○年八月八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人民群眾見義勇為、與犯罪分子作鬥爭先進分子表彰大會上，嘉獎和表彰了呂東來等27名女性，全國婦聯同時授予她們全國“三八”紅旗手榮譽稱號。
全國婦聯除集中表彰外，還及時對各個方麵湧現出來的優秀婦女和先進集體進行表彰。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年先後被授予全國“三八”紅旗集體的有：榮獲第三屆世界杯女子排球賽冠軍的中國女子排球隊；第九屆世界女子籃球錦標賽獎牌獲得者中國女子籃球隊；第二十三屆奧運會獎牌獲得者中國女子體操隊、手球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一軍第一師炮團“三八”女子救護隊；鐵道部烏魯木齊鐵路局北京車隊第三包乘組；第十一屆亞運會上榮獲金牌的中國女子排球隊、女子壘球隊、女子足球隊和其他12個集體項目隊為全國“三八”紅旗集體稱號。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年授予全國“三八”紅旗手的個人有：全國商業特級勞動模範、煤廠工人趙春娥；第二十三屆奧運會上獲獎牌的張蓉芳、郎平等50名女運動員；空軍航空兵烈屬馬秀娥；為搶救兒童而犧牲的馬牡丹和致殘的潘月蘭；在商業戰線上勇於改革的關廣梅；在亞大地區殘疾運動會上奪得鉛球、鐵餅、標槍3枚金牌的劉玉坤；有在人民財產受到侵犯的危急關頭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用鮮血和生命捍衛了國家財產的“社會主義農村金融衛士”潘星蘭、楊大蘭；為保衛國家財產與歹徒英勇搏鬥壯烈犧牲的女票務員、女乘務員周玉娟、劉燕蘭；紮根偏遠貧困牧區，為發展少數民族教育事業兢兢業業、嘔心瀝血，把一顆愛心奉獻給教育、奉獻給孩子的日本遺孤烏雲；有第十一屆亞運會上單項金牌獲得者和接力、雙打等項目金牌獲得者以及女子排球隊、壘球隊、足球隊中貢獻突出的運動員93人。還授予八十年代新雷鋒朱伯儒的家庭以全國“五好”家庭光榮稱號。
各地婦聯對本地區先進婦女個人以及先進集體進行了多層次和多種形式的表彰。全國婦聯和地方婦聯還對優秀家長、優秀兒童工作者進行了多次表彰。
各級婦聯在曆次表彰先進人物以後，都通過各種形式，開展群眾性的學先進、趕先進活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了使學先進、趕先進的活動健康發展，全國婦聯與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共同給中共中央寫了《關於發揮先進人物作用，推動學趕先進活動》的報告。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將此報告轉發全國，並著重指出：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群眾性的學先進趕先進的活動，是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宣傳先進模範人物，推廣先進經驗，開展學趕先進的活動，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一分為二的觀點，反對脫離實際，反對生搬硬套，反對形式主義，要鼓勵和指導先進模範人物謙虛謹慎、刻苦學習、聯係群眾、不斷前進，並關心幫助她們解決實際困難。努力改變有些地方存在的先進人物受孤立、受打擊、受幹擾的不正常現象。各級婦聯遵循以上精神，協同有關方麵，引導學先進的活動健康發展。
婦聯的團體會員及其他婦女組織
婦聯的團體會員及其他婦女組織，有全國性的，有地區性的，有按單位組織的，也有按行業橫向組織的。她們根據各自的特點，在婦女群眾中開展工作。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章程》規定：凡自願申請加入婦女聯合會的，經全國或地方婦女聯合會同意，可作為婦聯的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有向婦聯反映婦女的意見要求，向婦女傳達貫徹婦聯的決議號召，執行各項婦女工作任務的義務；有參加婦聯組織的有關活動，並對婦女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各級婦聯對團體會員有進行業務指導的責任。
現有的婦女組織中，有些已是全國婦聯的團體會員。
中國婦女聯誼會
中國婦女聯誼會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在四川重慶成立。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由各界進步婦女，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救國會成員、國民黨中的進步分子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內的婦女統一戰線組織。它的主要任務是：團結城市中上層知識婦女，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爭取和平民主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在成立大會上，李德全被推選為理事會主席，史良、羅叔章、劉清揚、曹孟君、胡子嬰、張曉梅等20餘人為理事。
中國婦女聯誼會從成立起，就顯示出鮮明的民主進步傾向。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日本帝國主義宣布投降後的第二天，該組織即發表《時局宣言》，提出7條政治主張：反對內戰，成立舉國一致的政府，保障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教育上有與男子一律平等的權利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國民黨不顧《雙十協定》的簽訂，仍進攻解放區的時候，中國婦女聯誼會又發出《緊急呼籲》。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閉幕的前一天，中國婦女聯誼會發表《對當前政治意見書》，提出停止內戰，嚴懲內戰禍首，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改組政府，滿足婦女的基本要求等6個方麵的政治要求。一九四六年四月，中國婦女聯誼會準備遷往南京時，在重慶召開了最後一次全體理事會。會上決定理事與會員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要就地發起成立地方婦女聯誼會，配合當地民眾鬥爭，為爭取和平、民主、自由而努力。不久，上海、北平、南京、重慶、昆明先後建立了5個分會。成都、桂林、香港、九龍等地也有婦女聯誼會的組織活動。一九四七年後，各地婦女聯誼會與各界婦女群眾一起，參加了“反饑餓、反內戰、反壓迫”的運動，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戰爭。通過各種活動，中國婦女聯誼會廣泛團結了國統區的各界姐妹，成為國統區開展民主鬥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九四八年，中國婦女聯誼會的代表來到解放區，參加籌備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李德全當選為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一九四九年三月，李德全等人代表中國婦女聯誼會出席了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做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婦女運動》的報告。在這次大會上，中國婦女聯誼會的主要負責人分別被選為全國婦聯的執委、常委、副主席等領導職務。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婦女聯誼會的主要負責人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部長、副部長及民主黨派的負責人。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婦女聯誼會經申請被吸收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的團體會員。婦女聯誼會繼續開展活動，開辦了兒童福利事業。一九五八年以後，婦女聯誼會的大多數領導人和會員，參加了各級婦女聯合會和其他方麵的工作，聯誼會的組織自動停止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