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選士，可不是房玄齡搞出來的新鮮玩意，其實它的知識產權應該歸屬於楊堅和楊廣這對皇帝父子。更確切的說，科舉製度是皇權與士族門閥鬥爭的產物。
自東漢末年開始，中原大地陷入了數百年的分裂時期。除了西晉短暫的統一之外，無論是三國爭雄、五胡亂華，還是南北朝並立的年代，天下都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都成了一句空話。自秦漢以來以皇帝作為無上權威的中央集權製度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而權力的殿堂隻要出現了一絲絲的縫隙，馬上就有無數隻聞到臭味的蒼蠅蜂擁而至。而這一次成功的從衰弱的皇權中分走一杯羹的就是士族門閥，而他們插手權力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製。
在這一權力分配體係下，“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成了一條鐵律，朝廷的官爵利祿成了士族門閥排排坐、分果果的遊戲，國家大事成了士族門閥劃分勢力、權錢交易的籌碼，如果進不去這個圈子（實際上也不可能進去），那麼國家的興衰、百姓的生計，甚至個人的生死都將操於人手，任何人都無法掌控，有時連皇帝自己都包括在內。話說在這個年代，士族門閥看皇帝不爽，讓他的屁股挪挪位置實在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而科舉選士與九品中正製就是皇權與士族門閥在權力的舞台上掰手腕的一個工具。九品中正製隨著皇權的衰弱而興起、發展直到可以操縱國家的命脈，而隨著楊堅建立大隋，繼而一統天下，皇權由衰轉盛，九品中正製便被徹底廢除。開皇三年，楊堅一改魏晉以來數百年舊製，繞開士族門閥直接下詔舉“賢良”，開皇七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誌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如果說楊堅當時對於士族門閥還留有忌憚，選才尚且局限於高品士族範圍之內，隻是在選才的程序上動些手腳的話，那麼他那個一副二杆子脾氣的皇帝兒子就沒有這麼客氣了。大業三年，楊廣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十科舉人，並設明經、進士二科，以“試策”取士。
楊廣的這道詔令中最為關鍵的部分就是“文武官員有職事者”這八個字。在九品中正製的體係下，寒門庶族並不是沒有機會做官，而是無論他們多麼努力、如何高才、再怎麼受賞識官也升不到上品，基本上七品官就是他們的天花板，極少有例外。而出身士族的子弟，哪怕是個天生的二傻子，隻要想做官最次也是從六品下起步。而楊廣這道詔令的意義就在於，他打破了士族與寒門的界限，隻要你有官身，無論高品低品、無論出身如何都能有同等機會受到舉薦升官，或者通過考試成為高官。
這其實就是後世延續千年的科舉選士的開端和雛形，也是楊堅楊廣父子打壓士族門閥對於皇權侵蝕的一個重要的反擊手段。可惜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此時士族門閥雖衰而不敗，仍然是個足以對抗皇權的龐然大物。而把持了社會上絕大多數的高端教育資源和人才，進而壟斷了朝廷選官用官的入口，正是士族門閥得以把持朝政、從中牟利，進而與皇權分庭抗禮的終極法寶，豈能輕易為皇帝所趁？於是一場圍繞著官由誰選、官由何出的暗戰悄然打響，其結果是皇帝以極其強硬的手段取得了表麵上的勝利，十科舉人盡數薦滿，二科進士考試也取得了成功。雖然由於各大士族的抵製，選拔出來的各類人才的素質上有些差強人意，但是初嚐勝果的皇帝還是很滿意，認為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皇帝惱羞成怒，這些新選拔上來的官員在朝堂內遭到了普遍的排斥打壓。類似王世充出任兵部員外郎之後遭到的排擠、隔離甚至明目張膽的欺壓迫害這樣的事情不斷發生，再加上這批官員的素質本來就不咋地，所以不到幾年下來，楊廣費盡心機選拔上來用於與士族門閥分庭抗禮的這批新官員們貶的貶、走的走，甚至不乏被下獄問罪的。像沒少跟楊霖作對的那個孫通，在那次京師大比中文試第二武試第一，卻因出身問題隻在左驍衛軍中謀到了一個旅率之職，而且數年之內屢立戰功卻不得升遷，便皆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