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34年，日本遣唐使藤原貞敏在長安拜琵琶博士劉二郎為師，並於公元840年回國前與劉二郎之女——一位彈箏名手結為百年之好。公元888年，唐僖宗派遣彈箏博士皇孟學率領62人的樂隊赴日本傳授中國音樂，日本天皇詔書內教坊女樂人石川色子拜中國音樂家為師，學習箏藝。從此，中國箏在日本落了戶，並逐漸演變成具有日本特點的重要的民族樂器，一直流傳至今（據日本《大日本史》和《箏曲知識》）。而朝鮮的伽耶琴和越南的16弦琴也是中國箏的變體。今天，古箏的伯牙和子期不僅層出不窮於東方——新加坡現有數以千計的學箏者，而且初露頭角於西方——近幾年就有美國、意大利和澳大利亞等國的留學生在我國音樂學院學習古箏。但是，對於這件早已走向世界的樂器從何而來，曆代眾說紛紜，至今仍無定論。
有人認為，箏是戰國時代秦國名將蒙恬（？～前210年）發明的，這是東漢應劭首先在《風俗通》中提出來的。但是在《史記·蒙恬列傳》中卻沒有關於蒙恬造箏的記載；而在《史記·李斯列傳》中卻有“大擊甕、叩缶、彈箏、博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的文字。這也是迄今發現的關於箏的最早的文獻記載。《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約生於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比蒙恬的卒年隻晚六七十年；如以《史記》成書的年代計算，也隻晚100多年。司馬遷在編寫《史記》時，不僅翻閱了大量的文獻，而且還進行了廣泛的實地采訪，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如果蒙恬造箏是史實，司馬遷不太可能不將蒙恬的這一重大發明寫入《蒙恬列傳》中去。因此，《舊唐書·音樂誌》對蒙恬造箏說提出了異議：“箏，本秦聲也。相傳蒙恬所造，非也。”今有人認為，《風俗通》可能將“蒙恬造筆”誤作“蒙恬造箏”因為筆的繁體字“筆”與“箏”相似，容易混淆。而1979年版的《辭海》“秦箏”條則曰：“相傳秦人蒙恬改製，故名。”
有人認為箏源於瑟：秦人鼓瑟，兄弟爭之，一破為二，故名箏（爭）。這個論點自唐趙璘在《囚話錄》中首先提出來後，宋、明、清及近代的不少書籍均有類似的記載。在日本箏史裏則演繹成秦始皇的兩位愛姬因爭25弦瑟而破之，傳入日本的是13弦箏，流至朝鮮的則是12弦箏（據日本《箏曲知識》）。今有人則認為這是望字生義，牽強附會之說。首先，從樂器製造學的角度來說，無論什麼樂器都是由若幹部件組合而成一個整體，缺一不可，（裝飾性的部件除外），更不用說將一件樂器一破為二了；在中外樂器中似乎也沒有一件樂器取之另外一件樂器的一半而形成的。其次，從漢字造字的規律上來看。瑟（古字為）屬琴，故從“軓”為“”；如箏起源於，那麼，箏字應取瑟字之“玨”頭為“”，才符合漢字造字的規律。而據《風俗通》記載：“今並、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改作也。”可見最早的箏不是瑟，而是有人改作後才如瑟的。
郭沫若在《曆史人物·隋代音樂家萬寶常》一文中根據中國音樂的發展始終受著外來影響的規律和中外樂器的讀音比較，認為箏是在秦朝時從西方傳入中國的。日本學者也依據秦國地處中國的最西部，與西域接壤這一現象，認為箏很可能是從西方傳入的（據田邊尚雄《東洋音樂史》）。挪威王國曾發行過一套樂器郵票，其中有一張畫的樂器名叫長箏，但不知這種長箏在挪威的情況如何。
有人認為箏很可能起源於築（一種古老的擊弦樂器）。因為據《風俗通》、《說文解字》和宋陳暘《樂書》等記載，箏和築最早都是五弦之樂，並且外形相同，奏法相似（箏為左手按弦、右手彈弦，築為左手按弦、右手持竹擊弦）；從漢字造字的規律來看，築因用竹製成，故以“竹”為頭，而箏由築演變而來，並且定弦較高，發音有“錚錚”聲，故從“竹”為“箏”。這種如築之箏約在戰國末期才發展成如今的似瑟之箏。持這一觀點的有我國和日本的一些音樂史學者。
箏，是我國古代音樂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並以其獨特的光輝閃耀了兩千多年。曆代箏手層出不窮，遍及上至皇帝、下至樂妓的各個階層。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在至今出土的眾多樂器中還不見有箏；而與箏相似的樂器——瑟，卻時有所見。箏與瑟的主要區別就在於箏的弦數少於瑟。所以，最近又有人認為，箏與瑟可能是同器異名，小者曰箏，大者謂瑟；或民間曰箏，宮廷謂瑟。但這隻是一種假設而已。
要解開古箏從何而來這個謎，還有待於音樂學、考古學、語音學和中外關係學科的深入研究和新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