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腰帶，孤陋寡聞如我，見過的腰帶中，寒傖的，莫過於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乞丐，以草繩束腰禦寒；通常所見，則多為皮帶、綢帶、布帶、人造革帶，顏色則黑、紅、藍、黃、白等皆有，最近大陸流行一首名叫“西北漢子紅腰帶”的歌曲，不失為是對喜歡紅腰帶的黃土高原男子漢的讚歌；而金腰帶、銀腰帶、玉腰帶，隻能偶爾在曆史博物館中，或文物展覽會上，一飽眼福。
有人也許會奇怪，區區腰帶，何必那樣講究，不惜耗金、費銀，甚至用玉琢成？這是因為，古人的腰帶與禮儀、品級密切相關，因此圍繞腰帶，留下不少令人回味的掌故。
《論語·公冶長》：“束帶立於朝。”可見在先秦時代，士大夫上朝時，是必須束帶的。而散朝後回家，則解下腰帶，以求寬鬆，這就是古人所說的“緩帶”。這時的腰帶是用皮革製成的。隨著曆史的演進，封建等級製愈來愈繁複化，官員們的腰帶，也就越來越考究。自曹魏以後，皇帝與大臣們，腰帶金、玉爭輝，令人眼花繚亂。以唐代而論，五品以上的官，皆腰束金帶，至三品，則束玉帶。而據《宋史·輿服誌五》記載，太平興國年間，“從三品以上服玉帶，四品以上服金帶。”宋代官員極多，“冗官”是宋代社會的一大積弊，因此腰束金帶招搖過市者，實繁有徒。金腰帶既然成了身份、權勢的標誌，也就必然是一般士大夫垂涎三尺，爭欲到手的目標。大詩人陸放翁即曾載謂：“國初士大夫戲作語雲：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衣吏及金帶也。”臭名昭著的貪官朱肋的家奴，竟也腰束金帶，方臘破錢塘時，在太守客人中，即有幾十個此輩；當時曾流行一首民諺道：“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同上）製造金帶，是頗費工夫的。宋太宗曾親自在紫雲樓下監督巧匠，造了三十條金帶，工匠竟然“為之神耗而死”。（蔡條：《鐵圍山叢談》卷6）這些金帶，一條太宗自用，一條賜大將曹彬，其餘二十八條均存於庫中，“號鎮庫帶”。由於這些金帶太貴重，名氣太大了，以至當時社會上如有人看到皇親國戚或者宦官身服異常精致的金帶，馬上便會指指點點，嘖嘖稱羨地說：“這是紫雲樓帶。”其實非也。一直到了南宋，蔡京的兒子蔡絛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有幸目睹了一根紫雲樓金帶，不但“其金紫磨也，光豔溢目”，所刻人物，長不及寸，卻須眉畢見，超過了吳道子的畫。而帶上花紋“鏤篆之精，其微細之象，殆人於鬼神而不可名。”但是，這樣的寶物，並非國家之幸，是難以傳世的。到了北宋末靖康年間，皇帝對外屈膝，“括金賂虜”，下令“群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顯然，國運日衰，危在旦夕，大臣們的金腰帶，自然也保不住了。應當指出，宋太宗之流，比起開國皇帝宋太祖，在政治上，實在是相差太遠了。想當年，吳越王錢俶曾經進貢寶帶，宋太祖不屑於一顧，說“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錢俶恭請宣示，太祖說：“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錢俶聽了，“大愧服。”當太宗等那樣靡費、耗神大造金帶時，若太祖地下有知，肯定要“長太息以掩涕”了。
至於玉帶，作為朝儀，始於宋神宗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這一年，神宗令工匠琢玉帶賜岐王趙顥、嘉玉趙頡。據神宗元豐年間的龐元英記載，唐朝玉帶“皆黑鞋，五代始有紅鞋。”所謂鞋，即皮帶。由此我們知道，宋代的玉帶，是用玉嵌於紅皮帶之上。今天我們從宋代的繪畫上，還能看到當時玉帶形狀。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仁宗趙禎，雖然並不高明，但卻懂得，他係在腰上，引起“侍臣皆注目”的“美玉帶”，並非“天下至寶”，說“中國以人安為寶。”這比起他後輩中的那些驕奢淫佚的糊塗皇帝，要強多了。
按規定，明清時隻有一品官才有資格服玉帶。但在明代，隨著官僚體製的日益龐大，政治局麵日漸渾濁，服玉帶者日漸其多。明世宗在登極詔中即指出近來冒濫玉帶……皆庶官雜流並各處將領夤緣奏乞。今俱不許。但這樣的詔令，實際上也並沒有解決玉帶的冗濫。玉帶早已成為貴重的禮品，被用於行賄。萬曆初年，吏部左侍郎王篆巴結權宦馮保，送給他的玉帶，竟有十條之多。但是，這比起正德時大宦官劉瑾家有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條來，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了。